去年5月，中宣部、科技部、文化部等5部委在深圳文博会上命名了首批16个“国家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随后，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组织相关专家对“示范基地”展开了全面调研。

在调研即将结束之际，我们采访了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在与他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了未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宏大图景与切实路径。

记者：全面的调研工作就要结束，虽然对调研的情况和认识还未进行系统梳理，但我想您应该有不少新感受和新设想。

于平：这要从首批“示范基地”的命名谈起。在由中宣部牵头草拟《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期间，科技部牵头对“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一课题进行了调研。调研组对大连、无锡高新区调研结束后，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与科技部高新司进行了工作接洽，希望能在4个方面共同合作：一是建立两部会商机制，这在蔡武部长与万钢部长签约后得以实现；二是设立“文化与科技融合”重大项目扶持基金，这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也做出了安排；第三和第四便是评选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及评选“优秀企业”和“优质产品”。首批“示范基地”的评选也由中宣部、科技部牵头得以实现。因此，我们才想进一步通过调研摸清面上情况。一是想通过启动调研工作，加强省级文化管理部门与“示范基地”及入驻企业的联系；二是想大致了解各“示范基地”的构成情况及企业优势；三是想了解技术集成对文化传统业态的装备提升和新兴业态的开拓创造，为文化领域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牵线搭桥。

记者：在调研报告出来之前，能否概括性地谈谈您的总体感受和大致印象。

于平：虽然我的调研只涉及8个城市，但从布局上看却包括东北、西北、华东和华南，调研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激发起强烈的感受。首先，我注意到各“示范基地”虽然生长的基点不同、生长的方式有别，但都注重集聚效应的培养，并鼓励相关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与要素整合。其次，我注意到落户于或原本就生长于“示范基地”的企业，就体制而言一是国企转型，二是民企创业，后者占有更大的比重并且挺立在更前沿的位置。“示范基地”对于这些企业的评估，主要着眼于是否有满足并开发社会需求的“商业模式”。正是对于“商业模式”的准确定位，“文化与科技融合”才显示出强健的生命力。第三，我注意到“示范基地”的示范效应正极大地改变着我们对既有“文化”的理解。一是包括动漫渲染、裸眼3D等“虚拟技术”的迅速发展，正改变并丰富着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虚拟技术”不仅可以服务于我们既有文化的“展示”业态，更可以极大地开启和拓展我们的想象、创造能力。二是包括海量数据、“秒杀”传输的“速算中心”的大力构建，正改变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速算中心”已经从海量数据存贮走向“让数据说话”的时代，既有文化形态及其传播方式相形之下正遭遇被疏离、被落寞的困顿。

记者：您曾经撰文谈到，“文化与科技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向文化领域的选择性切入；而从您这次感受来看，更多地体现为科技创生着文化新业态，是科技力量在寻求“商业模式”之时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文化体验并改变着既有的文化景观。是这样吗？

于平：就我个人的文化选择而言，我可能宁愿被疏离、被落寞而守望既有的文化形态，陶醉于它的精美、沉湎于它的情怀；但就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我们必须正视和投身迅速崛起的“大数据时代”，必须顺应和引领它的磅礴脉动和青春意气。在我调研的企业中，员工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高学历并且平均在23岁至 25岁的年龄段；我在深圳“腾讯”调研时的那一刻（下午4点），屏幕显示QQ同时在线人数是1.5亿左右。我们可能无法去评估充斥时代的海量数据是否“文化”或者是否有益于“文化建设”，但正是这些数据构成我们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和言说语境。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文化建设需要应对的最大问题，无疑是从“www.com”那一“时代最强音”步入的“大数据时代”。

记者：我知道是牛津大学网络学院的教授维克托写作了《大数据时代》一书，它的核心论点是大数据为信息分析带来深度转变，其中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使我们的认知方式从追寻“因果律”走向审度“相关性”，这一转变将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