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拿那个支票去换取现金不入账，悄悄把钱一发，税务局不知道就完了，但是我们研究了半天，我们还是选择第三条道路，就是拿支票换现金就发了，谁知道没弄好，这事一年不到就东窗事发了，事发的原因换钱那个单位他那出毛病了，人家查账把我们一块给查出来了，查出来了以后就受到科学院上级部门的警告。

陈伟鸿：通报批评是吧。

柳传志：警告我说然后那时候那就罚了我们九万多元钱的款，我们年年那时候利润增加得很快，下去九万多元钱那就不算什么了，而受到警告也不惭愧，为什么？因为这法本身就不合适，过了一、两年后来就改成了现在的这种税法了，这样一改的话它就不正常了所以当时那种所谓奖金的法根本就不合理。

陈伟鸿：下面我想介绍一位我们媒体同行，来自《中国企业家》的何伊凡。

何伊凡：(《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联想实际上是登上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最多的一家公司，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联想的封面？因为我们感觉联想就像一本不断出续集的书一样，每当你把这本书你觉得翻到最后一页，你把这本书看完了，你会发现最后一行写上且看下回分解，所以它不断出续集。

陈伟鸿：总有好戏在后头是吧？

何伊凡：然后柳总又是写上最后一行字的人，就是写且看下回分解的人，他给你很多不确定性，他所说的软弱其实是一个加引号的软弱。

陈伟鸿：对柳总来说软弱只是一个传说。

何伊凡：对，软弱背后是什么呢？软弱的背后是清醒，柳总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所以在几个重大的转折的关头他都做出了最明智的，最优的一个选择。

解说：27年前，当联想诞生在只有20平米大的中科院计算所传达室时，号称民族饮料第一品牌的健力宝已经如日中天，是当前最值得称道的国有企业之一，但是一场企业产权改革中，政商关系的破裂导致的健力宝的没落，产权变革，让不少的企业家落马，产权变革要冲破当年制度和规则的翻离，不仅需要的是有机，还极其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1993年柳传志就面临着这道坎儿，那个年代想尝试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凤毛麟角，柳传志认为必须尽早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股份制改造对于联想的意义，因为那个时候联想身陷重围，未来混沌而暗淡，这些数字都是纸上财富，大多数员工都把他当做话宁，只有柳传志精心收藏着这张话宁。

柳传志：这时候就要拿个变通的方法，院里边拿的方法就是说要不然这样，我们是老板你们是员工，每年挣的钱我可以奖励你，那么我把每年挣的钱35%作为奖励给你们，35%这个数是我们提的，我在当时是可以提的再高一点，也可以提的低一点，想来想去就是觉得最好别给院里面为难，我觉得朱院长(音)已经非常体贴我们了，提44%他都会同意的，按道理本来就说什么20万块钱到今天你提到点又怎么样呢？我觉得还是国家黄金分割35就行了。

解说：1993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联想获得了35%的分红权，及公司利润的35%，归在联想员工底下，由公司自由分配，2001年，联想实行了在控股公司层面的股份制改造，是员工持股会以购买的方式持有了的35%的股份，2009年联想控股成功引入了民营股东中国泛海，进一步完善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陈伟鸿：但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真正地了解你在那一刻顶住了多少压力来做这样的一件事，那个似乎也是前无古人的一件事，产权改革。

柳传志：是，今天如实讲，有一批在香港的各地的窗口公司，什么叫窗口公司呢？就是当时在香港有很多每个省都在那儿设个公司，还有各个部委都设个公司，那些公司的负责人大家经常在一起能碰面，他们都经常地把在做窗口公司的关系转成了个人的关系，然后七年时间一到，转成香港的身份。

陈伟鸿：他们就彻底就没回来了。

柳传志：在这里面确实给自己谋了利益，相当多的人，我坚决不会做这种事，但是我是需要跟院里头把话谈清楚，认为我们是做了什么什么东西，希望院里头能够考虑到我们的股份问题，周院长、院领导欣然同意，他们真是非常开明，认为是高技术公司，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你们在里面起了主要作用，应该有股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