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鸿：整个会议室，我估计鸦雀无声那个时候。

柳传志：那当然，拉开了就这架式，然后再检查工作，再怎么怎么做，香港人他是总经理，我是董事长，表面工资，我们当时定工资是定了两万多港币，我比他大概多一千块钱，但实际上我大概实际是只拿了三千元钱，两千多元钱的生活费，其它我都交还给北京联想，交还给国内，我们这儿这都是自觉行为。因为这就是，当一个公司小的时候，你真的负责人，你多干少得，你自然就有威信。

陈伟鸿：咱就有底气。

柳传志：有底气，而且我确实做所有的事，全都是为了公司，所以就没有什么。像这种事，当时一急，头就大了，后来果然这个产品还是按时到了汉诺威，在汉诺威没有被发现，当年是到了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上，才被发现的，是这样。

陈伟鸿：那在联想成立的初期，可能你常常要被这样不规范的一些市场做法所击跨。

柳传志：所打击，没垮。

陈伟鸿：我用错了词，这个打击的程度是不是还是挺大的，因为跟你的理想，实在是有太大的距离了。

柳传志：打击的程度就是原来我的秘书叫宁旻，跟了我很多年，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跟他曾经研究过一次，每年都几乎有一次到两次要死要活的事，我说的就是要死要活就是能让你公司受到要死的那种感觉。

陈伟鸿：总在濒临边缘。

柳传志：总有一次两次非常严重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确实是，这点好处就是我定死了，我就是坚决要做，从来没动摇过。

陈伟鸿：其实在那个年代，你是不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和环境抗争之上。

柳传志：我们由于在香港拿到了总代理权以后，国内的电脑就会卖得特别好，那一年，我们就跟我们的销售部经理就签了一个合同，你们卖了多少，利润多少以后将会奖金提成是多少，结果卖完了以后结果发现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大丰收，利润特别高。

陈伟鸿：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柳传志：我们经理叫金开贵，老金光他一个人的奖金就有6400多元，6400多元那是1988年，当时的麻烦规定什么呢？国家的规定是奖金如果超过了你三个月的月工资以上的部分要交300%的奖金税，整个部门里边一算下来光奖金税我们大概就要交六、七十万，就等于快把我们这一年的利润的一大块就交出去了。

陈伟鸿：那怎么办？一边是你的承诺，一边是政策的规定。

柳传志：是，是，是，我们开会研究，大概就是三条道路，一个就是把奖金发给大家，把税也交了，来年流动资金很紧张，还干不干了，要不咱们解散得了，把钱全分了，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跟大家说，都是老同志了。

陈伟鸿：让他们发扬风格是吗？

柳传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句话是我在农场的时候一听这话就紧张，大家你们猜为什么吗？

陈伟鸿：就知道情况有变。

柳传志：我在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是1968年，插秧，一望无际的大稻田在广东的珠海农场，夏天，插秧那叫苦那叫累，解放军连长动员，跟大家说前面就这一片，大概还有20亩，全连一块上，咱们插完，插完立刻回去休息，大家就努力插，插完了到头了坐下总算可以回去休息了，连长又宣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前面还有20亩，真是这样，这话多次听，听完了以后就紧张，你想我要跟大家伙说这话，马上说完以后后面这员工，都是老同志真的就威信全无。

陈伟鸿：对，你也无法面对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