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鸿：当时跟现在的整个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包括企业生存的条件也不一样，如果回过头来总结说，联想的成长跟改革之间的关系，您会怎么来总结这样的一种关系？

柳传志：联想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改革的环境中，不停地适应环境，当大环境合适，我们就努力发展，当大环境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咱们小环境也不行，我就待着不动了，我绝不越过红线，绝不越过雷池，这样才能保住命。

陈伟鸿：这个跟您说到的那句话，我可能会软弱，但是我绝不摇摆，是不是一脉相承？

柳传志：差不多，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也不敢。这就是软弱的地方，不摇摆的地方就是说永远知道不会做那个，有的人做的那个事，当时很勇敢，他觉得不怕死，实际上是他不知死，不知死跟不怕死是不一样的，谭嗣同革命失败被抓，然后说，杀了我，快哉快哉，我豁出去了，我知道这结果，那叫不怕死。不知死的人是不知厉害，一弄完了就怂，我是经历过各种情况，我知道死，我怕死，所以我就软弱了，但是就绝不做过头的事，这就是软弱不摇摆的意思。

陈伟鸿：那是一个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坚定，充满了乐观，当然也充满了苦恼和愤懑的一个时代。而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也把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我请各位看几张照片。

1984年，这是当时的联想的一个雏形，20万元十来个人，就掀开了联想最初创业的篇章，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都在猜，联想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一家公司，他们的未来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不妨一起走回到历史的长河当中去。

解说：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政策的变化与企业家命运息息相关，从1981年开始，每隔3到5年，中国必有一次政策变化，每次整治的对象都是民营企业。198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提出专业户最怕的就是政策改变。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柳传志却要做着自己的企业梦想，他借用计算所的血缘关系搞起了企业，但他不甘心做贸易，更重要的要自己生产计算机。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首先要获得生产许可证，联想作为体制外的企业，根本就无法获得，那是一个计划和市场还在争论的年代，那是一个企业凭着条子生存的年代，那是一个规则还没有建立的时代。联想并不甘心只做贸易，下定决心要做生产商，柳传志选择突围，采取了被他称作为“拐大弯”的方式。

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要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柳传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陈伟鸿：今天这个短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风华正茂的柳传志先生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个年代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条子，那是最热门的商品，但你们当时没有。

柳传志：国家不给我们指标，我就在香港办了一个生产小作坊。

陈伟鸿：曲线救国。

柳传志：在台湾那地方，这个作坊干吗呢，就是专门生产主机板，因为我原来是计算所出身，我们有这个技术，于是我从国内就带去了一些同事，年轻的工程师在那儿，这主机板生产完了以后，研制完了以后，小批量生产以后，就拿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会上去展览，在展览的时候，众多的摊位上，竟然我们国家的电子部的考察人员到那里看，看见了一个摊位，竟然还说普通话。

陈伟鸿：他们觉得很意外吧。

柳传志：很意外，非常意外，而且一打听，怎么是个香港公司，原来闹了半天，我们是被逼到香港去的，后来回去以后，就给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许可证，虽然台数很少，比如一年给我们两千台，但毕竟就是说允许你在国内生产了。你要买元器件从哪买呢？你又没有进出口的批文等等，一个就是买走私品，一个就是买正规产品，就是不走私的，你发现什么，根本就没有不走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