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核心技术设备大量使用思科、微软、英特尔的设备，特别是思科的设备，这些设备左右着我们的网络命脉。思科因技术安全漏洞而频发安全故障的案例举不胜举。以国内来说，2005年7月12日，承载着超过200万用户的北京网通ADSL和LAN宽带网，突然同时大面积中断。根据事后统计，此次事故影响了至少20万北京网民。而肇事的服务器，正是思科提供的设备。自2011年至今的两年时间内，全国各地因为思科“设备故障”引发的通信事故密集上演。2011年初，厦门电信城域网使用的思科设备经常出现下挂IPTV业务异常问题，平均每两周出现一次，故障很难定位。“在非和平时期，思科的设备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说我们也像伊朗和这些国家被列为敌对国家遭受攻击，遇到震网病毒、火焰病毒的话，电网一出事，整个国家经济就瘫痪了。”崔光耀说。

比尔·盖茨在2004年致员工的一封信中告诫员工：“安全是你们的第一宗旨”，同年，微软启动了“高性能计算机计划”。腾讯、百度、360等中国互联网企业也越来越意识到，信息安全如果出了问题，企业发展会受到很大影响。华为则更是在美国抛出华为中兴“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论调后，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任正非把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美国的相关机构来华，任正非本人都要抽出两个小时，亲自进行交涉。

然而，信息安全问题并不单纯是企业问题，光靠企业的力量显然不够。

自主可控成共识

针对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各位专家给出一些对策：

首先，信息安全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要有顶层设计。崔光耀不同意美国封杀中兴、华为的做法是“阴谋论”。“这是一个‘阳谋’。美国加强信息安全是公告于天下的，从克林顿政府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到布什总统出台网络空间的国家战略，一直到奥巴马当前的战略，出台了很多相关规定，成立了相关的机构。从布什让克拉克出任安全顾问，到奥巴马任命霍华德·施密特为网络安全协调官，成立国土安全部进行综合协调，这一条线是非常清晰的。奥巴马多次指出，如果美国的网络受到攻击，可以动用国家所有的力量加以应对。美国把安全问题看作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他指出。

网络基础设施很多时候会被应用到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因此，美国宁可不用华为生产的廉价而服务好的设备，而使用本国企业生产的设备。而中国过去多年来，在“GDP压倒一切”思想的主导下，大量引进外资，对外企大开国门，给外企提供超国民待遇，这种开放的心态才使得思科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利润占到其全球利润的30%以上，如今思科的通信设备广泛进入中国的商业、教育、政府和家庭通信市场。对比美国，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电子信息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不能以GDP衡量”的告诫犹在耳边。

崔光耀认为，国家当前对信息安全的问题重视不足，信息安全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要有顶层设计。而当前，整个机构设置、顶层设计、战略的国家力量投入上都不足。

其次，加强立法。赵占领认为，信息安全的立法在过去一年虽然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安全立法的框架还存在很多不足。第一，信息安全包括信息资源的安全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当前立法的侧重点是在于信息资源的安全，包括内容的安全、个人信息保护，而对于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虽然有立法，但是这种立法可能更多的在于怎样去保障信息的安全，而对于这种信息基础设施的本身的安全，则缺乏很多的规定，或者说不是关注的重点，这是现在立法比较欠缺的一个地方；第二，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这几年在逐步上升，但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层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他们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同时设立了一些常设的机构。一些国家也组建网络部队，他们对信息安全的重视，已经超出了经济方面的安全，更多涉及到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安全。中国从去年信息安全的立法这个方面已经逐步的重视，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正在起草信息安全的国家的战略，但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还需要一个过程；第三，中国信息安全的立法涉及的监管的职能部门非常多，但重叠与空白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