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慢慢隐性于网络背后，在餐厅里、马路上、地铁上等公共场所时，他们经常躲在手机屏幕后查看或更新自己的微博或社交网络上的信息。
虽然随时随地关注并掌握着朋友们时刻的动态和近况，但却不愿意打电话慰问朋友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在社会化媒体上对朋友的问候和评论代替了往日的面对面寒暄，打电话问候或者当面交流的动力和机会都大幅减少。而这些传统的问候和交流方式对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实质性的帮助。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非常对立的矛盾：社会化媒体被创造出来的初衷是加强人们间的联系，拉近人们的距离，但当社会化媒体越来越大放奇彩的时候，人们心与心的距离却变得更远了。
这就是技术工具的异化。我们创造出工具，想让工具帮助我们达到某种目的，并更好的帮助人类，但工具最终产生的效果却正好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甚至对创造者造成影响和伤害。
部分群体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由此发生改变，连接关系的存在将导致整个社会群体生活状态发生变化。
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这一代更依赖社会化媒体，他们时刻将手机捧在手里，通过发送即时消息或在社会化媒体上写评论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因为这比面对面的交流简单得多。
他们结交新朋友的渴望与能力都在迅速下降，甚至会对在公共场合讲话产生恐惧感。不光这一代年轻人如此，如今沉浸于社会化媒体信息中的大多数人也存在同样问题，他们变得害怕与人面对面的交流或交涉问题，即便在社会化媒体上处理问题得心应手，但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流能力也出现了问题。
喜剧艺术家杰瑞·森菲尔德对于这样的现状曾发出疑问：“难道在葬礼上，大多数人情愿做那个躺在棺材里的人，也不愿意上台致悼词吗？”杰瑞·森菲尔德看似轻松的调侃却引发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社会化媒体究竟对社会群体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美国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的最新力作《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中指出，连接关系和连接关系上的“传染物”是社会网络形成的最重要因素。
所谓的连接关系，就是谁跟谁相连接，各种各样的连接关系就将整个群体连接起来，直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加入到这个网络。而所谓的“传染物”，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方式，一种思想，一种观念，甚至是健康。
“我们的连接关系，并不局限于我们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启动链式反应，并最终连接到我们，就像遥远的波浪最终冲到我们的海岸一样。”所以，当网络由各种各样的关系连接起来时，社会网络就会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思想、情绪，甚至是人们的希望。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蝴蝶效应和多米诺效应，一动则全局动。但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的最新理论将网络关系分析的极其透彻、全面和深刻，几乎所有的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而社会化媒体就是这样一个网络。
当社会化媒体上部分人或群体的行为、思想、态度等发生改变时，那么随后在这些人的连接关系上的所有人都将会受到影响或发生改变，直至波及整个群体。所以，当社会化媒体上类似80后90后这部分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生活态度、交流能力等发生改变时，最终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改变，而这些的的确确是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把社会化媒体上每个人的连接关系全部作出一张地图，那将必定是一张由各种拓扑结构相连的大网络。在这个大网络中，你快乐，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将也会快乐。你愤怒，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将会愤怒。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变胖，你也将可能变胖……所有的事情就像一根连轴的链条，所有的“传染物”将没有阻挡的沿着连接关系自由流动。
因此，社会化媒体这个社会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和其他。所以，情绪的传染就推动了社会化媒体上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的崛起，一次又一次的大众狂欢。《社会化媒体上的乌合之众》篇文章也从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和解释。乌合之众的参与会影响整个事态的发展，而当所有人都参与到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中来时，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