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

但要真正实现网运分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改革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冒进，应该扎扎实实地稳步推进。”舒华英说，“我个人也非常反对休克式的改革方式。”

在他看来，改革应当分步走，首先完成目前存在的三大运营商的网络真正地互联互通，对用而言网内网间的速率、价格都应一致，破除运营商网间的带宽瓶颈；其次鼓励运营商企业内部首先将基础网络语音分离成立一个基础网络子公司，独立核算；其他的新业务成立各自的运营子公司独立核算，基础网络子公司和其他子公司以公开的的价格结算，这种公开的价格也适用于社会上所有的经验同类业务的公司，这样就实现了网络接入上的公平，可造就公平竞争的环境。

企业内部剥离出的基础网络子公司应当纳入国家基础设施范畴、是公用事业，他是微利或不盈利的企业，该子公司承担着普遍服务的责任，所以大规模的建设资金应纳入国家的预算之中或享受政府采购服务的范畴；同时因公司是独立运营、独立核算，所以易于政府和社会的监管。这样在目前的三大运营商中形成了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完全政府和社会监管的、另一种是完全市场化的。由于有三家基础网络运营公司，他们之间也会存在有限度的竞争，这就避免了目前一些国家实施的网络业务分离的弊端。

法律支撑

在舒华英看来，《决定》中还有一项非常关键的内容就是“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的确，近年来，国家治理互联网的决心和力度不断加大。“但目前互联网监管经常面临管理部门九龙治水的局面，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法规的缺失。”舒华英说，“以前大家都呼吁尽快出台《电信法》，作为行业监管的指导原则，但现在来看《电信法》应扩展为《信息通信法》。”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加上互联网对各行各业的渗透也在加快，互联网化已经成为现在的发展趋势，单纯的讲《电信法》涵盖范围不足。而在《信息通信法》中则可以将信息安全、信息保密、信息公开、隐私保护等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上所有的行为都纳入其中，尽快出台此法，互联网管理的一系列问题将迎刃而解。”舒华英说。

另外一点就是包括频谱资源管理和利用，在舒华英看来，我国在这方面还停留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资源分配模式上，而要用市场的手段进行配置。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些资源在非战时都应该拿出来供民众使用。出台《信息通信法》，成立超越部门之间的监管机构，也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革新监管

众所周知，传统电信运营商之所以需要进行严格的市场进入管制，除了电信网络本身全程全网的自然技术特征之外，最重要原因是其规模庞大的基础网络建设和运营投资需要一个漫长的投资回收周期。

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应用以及智能终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现在的信息通信业不再是以语音为主的竞争，数据业务的竞争才是方向。以目前最火爆的OTT应用微信来看，用户数量已经突破了6亿；与此同时，腾讯利用微信进行语音、短信、彩信、视频等业务的服务，开始全方位拓展。甚至是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都公开表示，OTT对电信业冲击将是未来的最大挑战。

微信虽然能绕过运营商直接面对用户，但却绕不开运营商提供的基础网络和管道，微信等OTT业务的发展也会给运营商带来更多增收的机会，但运营商惟有创新才能在越来越多竞争者的环境中获得有利位置。

但难点就在于此，运营商并没有一个创新的土壤。“在现有的机制之下，运营商很难实现‘去电信化’和‘互联网化。作为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运营商做对了99件事情但做错了一件，都会被否定，这种不允许失败的思路与互联网基因是格格不入的。”舒华英说。“作为国有企业的婆家，国资委应该转变考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