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面融入了国际社会。中国的加入，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中国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2001年，拉登发动了9.11袭击，美国的注意力被反恐转移， 从而使中国能够在相对平和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经济。同年，中国加入世贸，获得了标准化的国际贸易的平台接口。这些是此后十年中，中国得以继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而经济的全球化，使国际经济关系变得更复杂。日本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国内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但日资企业却伴随着中国经济一起增长。欧美仍然富裕，但是贫富分化，跨国公司从经济全球化、从新兴国家的崛起中获益，而欧美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工人，则受到来自全球的竞争。欧洲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竞争力减弱，而要维持与收入不相称的高福利，就只能靠借债来维持。当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时，借钱给他们的国家就会受到牵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情况更复杂一些。

欧美的问题是，相对于收入过度开支，出现了债务危机。而中国的问题，是将经济高速增长看作平常的现象，但原有的发展方式已无法持续，具体体现在：一，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企业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二，污染严重，以对环境的破坏赚一些微薄的利润，得不偿失；三，产能过剩，欧债美债危机的出现，使依靠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会变得困难。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拉登已被击毙，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在军事、外交两方面对中国形成钳形包围链，中国经济发展，以后可能会多出许多麻烦。

欧洲应对欧债危机，与国内应对经济增速放缓，从短期来看，分别是对之前过度开支、过度发展的修正。而从长周期来分析，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将接受经济周期规律的考验、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如何抵御经济下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例如工业革命，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发现新大陆，通过获得资源推动经济增长；新兴国家的崛起，用资本和技术投资，以及通过贸易推动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而言，还有另外的一些办法，就是调整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举个例子：美国有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据说能独占58.5%的利润。如果中国也出现了一家公司，推出了类似的产品，中国设计美国制造，每销售100美元，中国赚50美元，美国赚5美元，新品推出时人们排队购买，那么即使在全球经济增速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内部的结构性调整，也能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再如加快中西部发展，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是原有发展方式在地域上的延伸。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调整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中国都需要时间，需要长期积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原有的发展方式虽然无法持续，目前却不能完全放弃。除此之外，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同样的社会资源，因为改革而效率提升，可以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是为减轻经济放缓时期人们不舒适的感觉，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转变发展方式争取时间。

国内的改革和调整已经在进行。比如省管县试点，可以减少行政金字塔的层级；事业单位改革，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以企业的眼光来看，都是属于减员增效的范畴。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旨在增加工薪阶层收入。调控房地产，减少土地财政收入，使房价理性回归，是解决住房难的问题。省管县都能试点，事业单位也改革，对央企的反垄断调查也就很正常，新形势下的一步棋而已。为什么选择的是电信行业，就像省管县的试点地区一样，都是闹得最凶的地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内积聚起庞大的民营资本，要生存更要发展，要为资本寻找出路。老百姓感觉收入没有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觉得自己还不够富裕，要求降低生活成本。美国将中国国内的需求看成是解决自身难题的办法，要求全球经济再平衡，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在过去经济增长时期，民企、老百姓、跨国企业都各自忙着赚钱，虽然也有不满，但冲突不明显矛盾不尖锐。但当增速放缓或者市场饱和时，就像正在干涸的池塘，里面大大小小的经济体都会感觉资源正在变少，争夺会变得很激烈，冲突会浮出水面。当民营资本、老百姓、外国在华利益都将目光转向富庶的、肥到流油的，但存在着诸多问题负面新闻不断的国有资产、央企垄断行业时，一半在体制内，一半裸露在外面的电信行业便首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