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6月底，工信部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今年1月，又出台《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电信行业贯彻落实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实施细则的具体措施。除了电信，铁路、能源、卫生等行业，广东、云南、浙江、四川、武汉等省市，多地多部门也表态鼓励民间投资参与。“新36条”细则的实施，意味着民企将获得更多发展的机会；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重点行业，新一轮的国退民进即将到来。

然而国退民进，在目前形势下，兼具重要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深化国企改革已经成为共识；另一方面，国有资源分配的方向和路径，仍然存在争议。国退民进还是国资民享，国退民进的范围和程度，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观点也就可能不同。正因如此，才需要认清利弊，尽可能全面地去理解和把握，以下是结合电信业的情况，关于国退民进的分析：

一、国退民进的有利之处

首先，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国企有长处，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体制层面，有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在管理层面，包括腐败、浪费、缺乏创新、形式主义等等，媒体也有不少报道。所有这些问题，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的相对低效，占据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未必能产生相应的效益。相对而言，民企会更有效率，因为从人性的角度，经营自己的资产会更用心。民企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惯于精打细算，在企业的发展上更有灵活性和前瞻性。国退民进，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样的资源会有更充分的利用。

其次，国有垄断行业降价使消费者受益。国企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全民所有的企业，企业涨价例如电价、油价、电话费上涨，民众本应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国企的亏损减少或者利润增加，意味着民众权益的增加。但现实情况是，民众觉得国企和自己没关系，对垄断行业的暴利不满，对于价格上涨常常抱怨，以为增加了自身的生活成本。这不是国企出了问题，就是这个社会对国企的认知出现了问题。国退民进，国企开放部分领域与民企分享，更多参与者的加入，会促进竞争，从而导致价格下降，这将使民众在理论上的、将来可能会兑现的每个人的国企权益，变成了现实的、直接的受益。

第三，解决投资的资金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再平衡的过程，欧美外需减少趋于常态化。而经济增速放缓，对内需的增长也不能有过高的期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国内企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则需要时间。防止硬着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是深化改革，包括深化国企改革，提高效率，开源节流，向改革要红利；另一方面，仍然是依靠投资，地方政府公布的动辄万亿的投资规划，在财政吃紧、债务沉重的情况下，解决资金问题，就成为落实投资的关键。国退民进，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不仅可以部分地解决投资缺钱的问题，而且顺应了深化改革的趋势，响应了深化改革的呼声，在这一点上，理想与现实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二、国退民进的不利之处

首先，国退民进会加剧贫富分化。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民不与官争，穷不与富斗”。这句话不一定对，但是借用其中官民穷富的关系，可以阐述民营企业家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与体制内和国企打交道，是民与官的关系，国企的特权，例如行业准入、银行贷款等，很多民企难有同样的待遇，往往是处于弱势，民企的压力、民企的艰难，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与普通人相比，基本上都是富人，过着富裕甚至是奢华的生活，民营企业家通常只是在经营中遇到困难，很少有生活困难的。在官面前，民企是民；在穷面前，民营企业家意味着富——民企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社会的贫富分化，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体制外的民企和体制内的国企，同样是难辞其咎。

国退民进，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富人可能获得投资的机会，而多数家庭因为资金量太小而无法投资，这就造成了投资机会的不平等。例如，富人可以投资商业银行成为股东，而穷人只能在商业银行存钱。当银行利润高到“不好意思公布”的时候，穷人的储蓄却在不断通胀的过程中贬值。2.大规模地实施国退民进，国有资产流失是大概率事件。从理论上，国有资产是国家权力支配的全民所有的资产，将来注定要发挥作用，养老金的巨大缺口，还是要靠国企资产或者利润来填补。因此国企利润的多少，国有资产的流失，表面上看与民众没什么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利益在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损失。3.国退民进，国企工人的利益可能受损，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下岗工人处境艰难，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国企改制造就了大批富翁。这是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