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8日在惠灵顿受访时，任正非以竞争对手的“嫉妒”来总结了此类事件背后的原因。“华为没有卖任何关键设备给美国主流运营商，也从未卖设备给美国政府部门。美国网络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否安全，与华为没有任何关系。”他说。新西兰媒体以华为已“关闭”美国市场来归纳了任的表态。

当被问及“是否有中国安全机构接触华为员工，并要求他们为国家安全机构去暗中监视境外实体”的情况时，任正非十分明确地表示，(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整个企业全体员工一定会拒绝这种要求。他并举起他的手，微笑地说出“no”。

为了挥走外国舆论的成见，任正非首度公开讲述了自己的历史：1978年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工程师，并在军中加入了共产党，1987年创办华为。记者追问：“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回复是：“在当时来看，所有优秀的人都会入党”，“当时我个人的信念是努力工作，奉献自己，甚至可以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

对于外媒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任正非表示，中国的人权状态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善，“我认为，中国的(人权)情况与我30年前看到的完全不同。当然，世界人权事业的进程已经历经几百年，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仍有很大潜在空间。”

在谈到劳动权问题时，他话锋一转，强调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权问题，“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如果实行劳动权的过度保护，将可能使中国陷入困境”。

到了必须站出来的时候

任正非从多年隐身幕后到走到台前，这背后，是华为面临的困局和压力。

截至2012年，华为作为世界电信设备老二，年销售额353亿美元，与老大爱立信的353.8亿美元仅一步之遥。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一年约1300亿美元，华为和爱立信相加已占市场超过50%，余下为中兴、阿朗、诺西三家瓜分。在市场上原有的10家主要公司在最近10年被淘汰5家之后，剩下的5家对全球市场的划分都已呈稳定均衡之势，短期内难以打破。

华为原本寄望于能在美国这块全球电信最富裕的市场取得突破，然屡屡碰壁。除政治因素外，北美的商业门槛也很高，仅阿朗一家，其48%都来自美国市场，另有思科、爱立信盘踞。商业与政治势力联手构筑的壁垒，使这一格局难以撼动。华为为此不得不在近期明确表示放弃强攻美国市场。

这意味着，华为在全球的围猎，在地理维度上，已经触及天花板。

华为不久前公布的2012年报显示，华为2011年销售增长9.1%，2012年为8%，华为此前对外宣布未来5年的复合增长率约为10%；而在2011年之前5年，华为的年复合增长率是16%，更早一些时候是20%以上。华为从一家高速增长的公司，回落为常态化发展的公司，已是不争之事实。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并非一波短期行情，而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困局的缩影。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深重之时，任正非曾私下与身边人断言，中国的4万亿计划只能解近渴，不解远忧；全球性的制造业过剩将因此加剧，他当时预言称“中国的经济将于2012年面临一次触底”。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降至7.8%，任4年前的预言应验，并落实到了华为这个缩影身上。

显而易见的是，在传统业务遭遇天花板的背景下，华为未来增长必然要从寄望于企业网、消费者终端两者新业务，然则这并非易事。这两块业务分别占公司比例分别仅为5%、20%，去年也仅增长25.8%(企业网基数低)，8.0%。

华为手机终端去年一年在品质上有了显著提升，并成功进入全球智能手机第三之位，但距离苹果、三星仍有巨大距离。业界认为，这种距离不是产品(品质)的距离，是华为品牌与世界的距离，是华为文化与世界的距离。要缩短这一距离，华为必须从过去仅仅局限于技术、市场的开放，走向品牌和企业文化的全面开放。因为与全球运营商封闭的打法相比，以新业务“企业网”及以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终端”拓展对品牌、渠道等非产品、外在能力的依赖要远远甚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