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真正陷进的困境，是那则经典的“叫你丫不戴帽子”难题，具体内容可自行搜索，本文不再赘述。戴不戴帽子，其实并不是重点，苹果真正得罪中国的地方，恐怕需要回到今年年初，蒂姆·库克的中国之行。

乔布斯一生从未来过中国，即使Macworld Asia数次在北京举办，即使中国市场已经随着中国经济的膨胀而迅速成为亚洲最为重要的消费者市场，但乔布斯没有计划过任何一次中国之行。他在年轻时代曾经独自远赴印度，只是为了拜谒印度北方Kainchi静修院的高僧Neem Karoli Baba。他也多次带着妻儿前往日本游历，将日本的禅宗文化当作心灵的归宿。但是，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并不对中国抱有太多的好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苹果曾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希望后者配合遏制在中国市场上被大量仿制（现在叫山寨）的Apple II电脑，当时叫作“中华学习机”（有兴趣的朋友可去查一下），然而，苹果抗议的结果可想而知，“傲慢”的中国政府并未理会这个来自美国的水果公司莫名其妙的要求。2005年，苹果中国分部的管理层在中国“放卫星”的传统下向苹果美国总部提供了一份虚假的财务报表，最终导致苹果几乎炒掉了中国的整个团队，这种历史也让乔布斯无法对中国提起热情。

但是蒂姆·库克不是乔布斯，他是中国的常客，我们也都能够看到，他和乔布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如果有人将乔布斯定义为一名商人，恐怕会迎来愤怒的咆哮，而蒂姆·库克一直在进行的自我塑造，就是将自己定义为一名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对苹果公司有利的事情，那就持续推进，而对苹果公司不利的事情，就要尽力的去避免，这种看似原则分明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利益权衡上的聪明，在大部分时候适用——甚至能够比乔布斯做得更好，比如启动苹果十七年来的首次分红，就极大的刺激了资本市场的回应，让苹果的股价在“库克时代”也能一度保持不逊于“乔布斯时代”的高增长速度。但是，这种基于利益评估而非自主判断的机智，也让蒂姆·库克丢失了苹果的一些引以为傲的传统，并且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比如仅是为了迎合大屏手机市场而贸然推出的“加长版”iPhone 5，比如在扩大设计总监Jonathan Ive的职权时导致iOS的奠基人Scott Forstall离职，比如在对待中国政府态度上表现出的表里不一，让他几乎是“无意”之中严重的得罪了一些部委，让苹果陷入这次有史以来在华市场的最大危机。

2013年一年，蒂姆·库克高调造访中国，在中国正在进行全国最高政治会议的期间，会见了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向对方承诺会在北京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将App Store应用商店和iTunes服务器在张家口进行部署，也方便北京对其进行管理。而在2月底，蒂姆·库克改变了主意——或许是认为将给苹果贡献超过40亿美元收入的App Store放在一个陌生的国家进行国内数据的监管，是一个不太稳妥的选择，蒂姆·库克在没有知会北京的情况下，采用了ChinaCache的CDN服务，将数据“间接”的落地到了中国境内，聪明的既符合中国政府要求，也没有真的交出苹果公司对应用程序的管理权力。

美国词典里并没有“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词，蒂姆·库克似乎认为他代表苹果公司，能够在谈判桌上利用一些伎俩来取得主动权，然而，他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玩弄的对象究竟是谁。

结果，玩砸了呗。

中国这边，正值中兴和华为遭到美国法院起诉而难以烟下一口恶气，看到苹果又是如此表里不一，自然不会再给苹果面子。

这是家怎样的公司？

所以，整个事件，和“自由”、“抗争”等根本就是毫无关系的，了解美国科技业界的人都明白，苹果和Google是截然不同的两家公司，后者倡导互联网上的文明形式，并希望借此改变社会生态，有着来自创始人的强烈理念，而前者，信奉商业至上主义，唯一的愿景就是通过产品去征服市场，然后给投资者带来持续丰厚的回报。这个差别的现实体现就在于，Google出事的第二天，就有数以百计的“谷粉”自愿前往清华科技园Google驻中国办事处献花，而苹果被搞了这么多天，收获的其实多是基于网民对央媒的不满而附加出的逆反支持，被迫道歉后还有那么一批用户在寻找能够持续占苹果便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