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些技术特征的存在，电信运营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是以金字塔式的行政命令层级式的形式存在，依靠卓越有效的命令传递系统和规范统一的技术管理体系，实现全程全网的业务和服务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以及无差异性。

这样的技术体制也就决定了那些可能威胁全程全网运营安全的创新都会遭到这个组织机体的排异反应，而早晚被排除组织的体外。

故，笔者认为所谓电信化的本质，就是命令、统一、封闭、规范、一直、无差异，即以追求标准的高度一致和高度协调的行为一致，确保电信服务的有效和一致性交付而建立一起的一整套组织管理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企业文化。

用一个并不时髦的名词，电信化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可以称之为自耕农文化，自给自足是这个文化的核心特征。

这种自耕农文化的突出表现就是电信运营商近百年来，无论是从技术创新进步上，还是业务服务创新改善上，都是在自己封闭的圈子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即使在管制机构的设置上，由于其专业性，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是由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机构进行管理。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运营商与公众之间，也并不是求助于法院的法律救济，而是采取类似行业“私法”的方式解决企业与用户的纠纷。

在数据业务出现之后，全球运营商的开放，也只是一种恩施式的合作。最开始那些增值业务在运营商看来都是些奇技淫巧的小玩意儿。至于体量与运营商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合作者，更是没有什么议价合作的资格。

因此，表现在与上下游的合作上，从文化上，被电信化了特征是表现为一种“地主家长式”的合作文化。这种地主家长文化，即把员工看做可以随时行使“父权”的孩子加以管理，突出表现是僵化的绩效考核体系，又把外部各类合作者看做是在自家地里打工的“短工”或者“长工”。

用一个精炼的词来描述对外合作关系上，可以概括为：蓄奴主义。即通信运营商在思维方式上，习惯性的视自己为管理者，这种管理或者父权的思维来自于全程全网的技术体制惯性，也来自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性执法要求。这是一种电信运营商中心化的思维模式。

故，从意识观念的角度，界定电信化的概念，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电信技术体制的特征使得电信运营商建立了一种类似“地主家长文化”的组织和管理体制，这是一种类似“全权无限责任”公司的运作模式，并据此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业务、技术、服务体制。

去电信化的结局：互联网化亦非运营商能承受之轻

诚如韦乐平先生所言，去电信化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未来5到10年，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在转型的当下，其实有两种思潮在涌动。一种是电信服务行业回归到公用事业的地位，就像水电煤气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即使是作为基础公用事业，去电信化依然是个必然过程。

作为基础通信服务提供商，在向公用事业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去除那些复杂的功能特性和冗长漫长的流程管理机制，尤其是在过度承诺的服务质量上。

这必然是一个成本大幅度降低的过程，包括网络、业务、服务和人员的一个系统性的优化过程。

出身于互联网的轻资产公司以及工信部正在大力推进的民间资本进入电信行业的宽带接入和移动转售业务的公司，都不会承担这样的基础电信业务的普遍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电信化的一个可选命题是电信运营商的“公用事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