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跌宕的故事到侯为贵口中，都变为一掬清水——这位清瘦的66岁老人，至今依旧保持惊人的老派工程师的本色：目光温和、言语平实、内向甚至有些腼腆。常年一件普通夹克，拉链拉得很上，只露出一点衬衣领子。
但是，他是有锋芒的，隐藏在他的回答问题时不粉饰，不躲闪，不掂量里。
比如，他对当年航天系企业主流“技术主义”的批判和否认；比如，他满可以逮住CDMA和TD的话题突显一下中兴几乎“精准”的预见力，但他只简单地把其归结为朴实的市场逻辑；再比如，他对新洋务派主导中国对美金融资产投资的拷问，以及相形之下实业领域的被忽略，所表示的不解和微微的愤怒。
教师，技术员，工程师，经理人，及至一家跨国公司的掌舵者——侯为贵的三十年转型与穿越，在固守淡泊本色的同时，却摆脱了大多数老派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早期成就的国有企业所最终难以逃脱的宿命：骨子里热爱实验室，他招揽一批“学院派”学者、教师共同创业，但他的企业顺利地克服了技术派的偏执和盲从；淡漠名利，不事张扬，但是他深知产权关系是激活企业发展的要害，率领一批工程师率先走上了“去国有化”的道路，并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科技致富的受益者。
与此同时，他先后到过70多个国家，并把产品成功销往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推动了一个中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化，产品所到之处亦见证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三十年变迁……所有的这些，都足以证明，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侯为贵和他创办的这家公司作为本组改革开放“南方的启示”高端系列访谈的重要一环。
不仅如此，中兴通讯的成长还验证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所付出的艰难与博弈——我们看到中兴通讯、华为两家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崛起背后，仍显苍凉的国家背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中低端产业链上的竞争力已经步入全球最强行列，但是在金融、科技领域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准。本轮“次贷危机”让我们意识到，此种“国际化“不但利润低下，也难以持久。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绝大多数商业市场领域几乎没有一项重大的高技术创新，一方面，很多科技成果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没有实现“技术产品化”，更不用说“产品产业化”和成功市场化；另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难以像中兴那样持续进行数以亿计、历时数年乃至十数年没有利润的投入，无力与规模百倍于自己并具有先发优势的跨国企业进行竞争。遍览IT通信、医药、自动化等最能体现技术创新的领域，中国像中兴这样成功的高技术企业寥寥。
改革开放所奉行的一条国家哲学与商业逻辑——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会产生最强者——在全球化已过半程的今天正在遭受越发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先发者的强势力量渗透在政治、经济、科技、金融等诸多领域，为作为后来者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巨大的超越障碍——这样的矛盾，是技术创新路径依赖的体现，也是创新成本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根本矛盾，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悖论。
中国能否在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领域再持续产生出更多的中兴、华为——这样的追问将萦绕着我们的下一个30年。
连侯为贵也慎言，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再出现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机率已越发迷茫。这并不难理解，就算在制度完善、资本充足的美国，也难以再造一个思科、IBM、微软或者强生制药。这是全球化博弈形成的事实性霸权版图，专利、制度、标准都是先行者的“合法”工具。
这个矛盾放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长期战略视野里就会折射出更大的矛盾。回顾过去30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所获得的动力：1980年代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发展轻工业，本质是解放低级生产力；90年代初期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重工业化，本质是通过生产资料投资发展生产力；2000年以来，资本化、科技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向更高水平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人才和创新为核心的战略是中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如是，我们采撷自主创新“中兴样本”，为我们探讨下一个30年国家创新路径和企业路径的融合，寻找一盏明灯。
30年角色转型
“市场经济也是要眼见为实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侯为贵说服航天系统的领导，以“引进技术”的名义来到深圳，1985年创办中兴通讯前身——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由航天系统的691厂和运兴香港电子企业及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三家联合投资组成。
《21世纪》：1984年创办中兴半导体公司之前，您在航天工业部旗下的691厂工作。从西安到深圳、从国有企业到创业，什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历史契机？
侯为贵：航天部当时在全国都有企业，性质都是国企。到深圳后创办企业这个事有点偶然。我最早在航天部设在西安的691厂，这个企业早先是一个中专学校，我毕业分配到那做了一名教师。1969年，文化大革命，学校都停了，转变为企业。当时的航天部副部长钱学森给我们提一个要求，要我们做IC（半导体）。当时部里掌握的美国信息是，美国刚刚启动IC产业，所以学校就转型开始做IC，变成一个工厂。那时候没有工程师的说法，我从老师变成了技术员，后来从技术员升任技术科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很乱，但是在它结束前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开始引进一些国外的技术，这是在国内最早的。后来我在1981年第一次去了美国，也是负责引进技术和设备。也是因为搞技术引进的原因，我到了深圳。
《21世纪》：您还记得第一次到美国时的感受吗？去了哪些地方？
侯为贵：当时到了美国等于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是这种感觉，在国内当时人与人是很封闭的。去的地方不多，主要集中在美国西北部芝加哥等地方，呆了一个多月，实际上我们去之前就已经看过大量的国际市场的资料，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技术资料的，技术资料与市场的关联度也很大，所以我们对国际市场的理解很早就有了，只是因为80年代初的时候，虽然市场经济的因素已经影响到中国，但大多数人不关注这些东西，尤其搞计划经济的人不太关注，我们在企业里面搞引进工作的关注得多一些。
《21世纪》：当时还没有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吧？在美国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市场经济、企业体制的冲击？
侯为贵：当时还没有说计划要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是后来才提的。市场经济也是要眼见为实的，实际上从理论上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但真正的亲眼所见那是那一次。比如他们对原材料的选择，怎么样能够降低成本？当时对成本这个东西考虑不是太多的，特别是航天系的企业，只要能够上天，成本不计较，我们做的集成电路广角电镀，镀金都很厚，几个微米，美国人就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钱往地下乱撒，不需要做这么厚的金同样能保证质量——这个给我印象确实比较深，人家的企业是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国内当时对成本的概念是很淡薄的。
《21世纪》：1985年，您主导几家国有企业一起创办“中兴半导体”时，深圳是梁湘主导的时期代，当时还是以贸易、来料加工、搞基建为主，走私也比较兴盛，“合办企业”却是很少见。这些企业在李灏主政深圳的时候才兴起，中兴搞合办企业的时候在李灏时代之前。
侯为贵：对，比较早，我们建立合办企业的时候还是梁湘时代，我们都是从国营企业出来的，办企业开始肯定还是想以国营企业作为大股东，我们只是在里面做管理工作当总经理，思维方式还是有一定局限性，当时没有想自己做私营企业。但是当时现实是国有性质的西安母公司不可能出钱，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比较明确——不要让它（国企）承担太大风险，没让他们出钱，只给我提供了一个担保就行。后来我们把钱一还，它的担保就没有风险了。我们这么做同时也是想将来它（国企）不会干预太多，给我们争取多一点自由度。对国企来说，不掏钱就没有责任和损失。但董事长还是西安691厂的人。
《21世纪》：既然西安母公司不出钱，那么创业的钱怎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