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过去30年，日系厂商衰退，中国厂商的崛起，一起一落间是不是也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一开始就是充分开放充分竞争的，所以才炼成了中兴、华为这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相反，日本本国封闭型的政策，虽然初衷是为了扶持本国企业，反而让他们失去了竞争力？
侯为贵：竞争应该是一个要素，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应该说它的体制会比较好。我们在国内与“七国八制”打斗了这么多年，到国外去打斗其实还是这个招数，实际上在国内残酷竞争的这些年增强了企业的内功。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成本问题，国外厂商成本太高，像北电过去有段时间很红火，但最近一直在破产边缘，包括美国的朗讯与阿尔卡特合并，摩托罗拉也在急剧下降，这些企业跟日本企业的国情都不一样，但是也在不约而同地走下坡路。所以技术成本过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21世纪》：中国技术成本优势意味着什么？
侯为贵：现在的技术流程变化越来越快，他（国外厂商）体制上肯定有一些传统的东西不符合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人力成本优势在竞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现在市场的竞争大家都困难，包括欧美国家的运营商都希望价格低，竞争就会激烈，最终用户的价格都体现在网络的总体成本上，如果成本控制不好的话，最终运营商优势还是要下降。所以这个行业竞争是多角度的，技术上要先跟得上，这个行业发展特别快，老是在革命，老是在换代，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利用中国技术成本的优势走快一点，因为这个行业每一次革命都需要重新洗牌，都要变，国外厂商变化慢，所以我们机会就多一点。
伟大的博弈
有人说，中兴通讯是精准地踩着中国电信市场的每个鼓点成长起来的：中国电信、网通的小灵通，中国联通的CDMA，最近沸反盈天的TD—SCDMA——如果仅仅把这些归结为市场，或者技术的胜利，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在每一次运营商决策、每一种电信制式的选择的背后，都包含了复杂而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搏弈，这其中包括以WCDMA、CDMA2000、WIMAX、TD－SCDMA所代表的各大跨国企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逐，还包括大国之间在高端产业、知识产权战役当中话语权的争夺。
《21世纪》：倒退20年，您如何判断移动通信市场潜在的历史机遇的？比如CDMA，当时联通会不会上CDMA是一个复杂的博弈局面，不仅是企业之间的博弈，也有国家之间的博弈，您当时如何判断CDMA一定会上的？您当时怎么计算投入产出比？
侯为贵：市场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战争和博弈，不管2G，还是3G。我们作为一个后进者在很多领域都是从后往前赶，以图将来我们成为主流。移动电信市场这个东西，10年前我们刚起步的时候，从全球的角度看潜力就非常大。我1999年第一次去印度，那时候印度才360万用户，现在已经2亿多了，连续五六年时间里每年都是翻一番；这个过程中国当年也经历过来了，CDMA当时中国没有一个明显的信号是一定要上，我们做CDMA最早的思路是即使中国不上，国外的市场还是很明确的，因为毕竟是美国标准，而且是当时全球两个主要标准之一，即便国内不上，国际市场上产品也养得起。
对CDMA我们实际上1995年就开始从芯片级自己都在做研发，那时候还没有引进高通的东西，虽然市场销售当时还不太成功，但是锻炼了一批队伍。我们也一直在观察。有一段时间，公司内部也有分歧认为战线太长了，是不是把它下掉？后来我们还是坚持以比较小的队伍延续发展，等到市场机遇爆发的时候，技术也积累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再大规模地上人。
《21世纪》：您对现在发的三个3G牌照安排怎么看？
侯为贵：首先是3G的进度，其实欧洲、日本早在十年前（1998年、2000年）就开始布局，发牌早不见得是好事，欧洲光牌照费仅德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政府就收了1200亿美金，政府等于提前收税了，最后买单的还是老百姓，运营商却弄得很惨。这两年3G的商业化才真正起来。中国也曾经有过各种意见，3G是早发还是晚发的，我觉得这两年发牌照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无论是商业化的成熟度还是老百姓可以承担的成本、业务的丰富性，3G的需求才真正起来，建网成本也大大降低。整体上看，我觉得政府在重组和3G几个标准的布置上是合理的，中国这么大国家，市场完全是可以容纳三个标准的。
《21世纪》：对TD的争议一直是存在的，过去有人认为TD绑架了中国的3G进程，即便到今天TD真正上马后，人们对它的前景依旧是担忧的，您如何看这些不同角度发出的不同的声音？
侯为贵：国家为什么要扶持TD－SCDMA？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么多年真正在世界形成全球化标准的产业很少。这个标准应该说对国家整体的技术、能力的一个检验，特别是在中国科技阶层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这个标准名存实亡的话，对中国的自主创新，对技术人才来讲，信心和情绪都会受到打击！有人讲这个标准没有什么生命力，其实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个标准完全是能够成长起来的，它是有足够市场支撑的。从商业角度看，三大3G标准共用技术就占了70%，所以有很多技术都是通用的，剩下的30%，投入也就这么大，也不是什么东西都需要从头做起，只要把产业链、整体布局做好，市场的推动是最重要的。所以国家下决心让一个运营商去做TD，这个决策是有分量的，应该把TD国家标准当成是一个国际标准来看，它将来还要不断地发展，现在的技术淘汰很快，TD也会还向后演进。从全球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标准要有一定规模的市场支撑才能够生存发展。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支撑着三大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21世纪》：我们理解是三个标准都上是一种博弈的结果，这种结果会不会给企业带来困惑？比如说，中兴要在三大标准上全线出击，资金投入上是不是有压力？
侯为贵：任何一个标准也好、技术也好，进入市场都有国家利益与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中国一定要考虑国家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的国家利益，中国是经济大国，大家互惠互利取得平衡，这是必要的。
这个局面下，对中兴会构成一个问题，有人会怀疑中兴产品门类比较全，资源分配是不是会很分散？其实我们现在的竞争对手跟我们面临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也是各个标准都得做，为什么呢？因为客户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有些产品没有的话，你就得买别人的产品组合成一个方案给客户，那样成本更高；第二，很多技术公用平台占到70%到80%，在这个基础上，把公用基础平台做好，在这上面开发各种应用产品不会投入很大的资源，这笔帐算下来应该还是产出大于投入。所以说多产品线对我们并不会构成压力。
《21世纪》：最近两年全球电信设备商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在去年的销售规模排名中，中兴已经进入全球第八位，但是成本竞赛和非常规手段和恶性竞争也在加剧，您如何看待其中的机会与挑战？
侯为贵：现在的趋势很明显，西方公司都在走下坡路，包括合并的企业都出现了亏损，阿朗(阿尔卡特-朗讯)也好，诺西(诺基亚-西门子)也好，他们的合并是不得已的。包括北电在内也在迅速下滑，现在股价是1块多美元[HW1]以下。从宏观来看，确实我们有很多机会，但是真正要把市场，特别是欧美高端市场拿到手，是非常难的。因为各个国家所谓的保护壁垒还是很高，我们属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要进行封锁的领域，欧盟对我们进入设置了很多障碍，它要保护阿尔卡特、爱立信、诺基亚这些公司；北美市场呢？欧美之间虽然也有互相打仗的，但是让中国公司进入，还是让欧洲公司进入，也是有不同待遇的。另外欧美企业客户关系是长期固定的，要取得高端客户的认可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慢慢转变他们的观念，一般一个产品进入之前要经过三年不断的测试，花的时间越长，投入就越大，反过来如果前期不投入，那就永远进不去。所以我们一直都在量力而行地投入，急于求成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