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每年都要增长，我们现在欧美市场每年增长超过50%，我认为这个步子还是可以的。
《21世纪》：请允许我们开一个玩笑，有人谈到“中华”合并的设想，这个可行性为零吧？
侯为贵：我看这个不大可能，两家的各种差距太大了。
《21世纪》：但像西门子和诺基亚差距也很大，都有非常强势的文化，但是为了生存也得要合并。
侯为贵：中国国内企业的购并时代，还远远达不到西方那样的环境和条件，这可能也是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原因。欧美企业目前的发展最主要是靠购并来达成，自身发展是第二位的。而我们仍是靠自身滚动发展为主，购并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购并，这(中国和西方)不太一样，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21世纪》：从全球市场环境来看，别人在衰退，我们在进步，市场格局的确对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存在很多机会。但是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环境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们的竞争对手华为总裁任正非今年提出了一个“信息产品过剩”的论断，并且他认为“价格战”是必然到来的。中兴如何能够让投资者理解公司长期战略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关系？
侯为贵：中兴上市历来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发展和利润之间的矛盾。发展就是你的市场占有率要扩大，但同时还要确保足够利润，我们总是要不断地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从而给企业创造一个稳健的、长寿的机会。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太快，量力而行，但如果为了要节省成本、增加利润，市场上有很多应该拿的市场机会不去拿，企业就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说这两个都要寻求平衡，不可能所有机会都能拿到，就这么简单。投资者还是希望有较高的利润，我们也希望，但是不能过高，因为我们的研发投入还很大，在保证一个基本的利润目标前提下，我们还得要有进取心去扩大市场占有率。
《21世纪》：最近几年看中国是一个往上走的态势，中国的企业也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您刚才也讲到国家间博弈和跨国公司的博弈，有西方媒体会说，中兴和华为实际上是利用中国的外交实力或者是外交博弈去获取市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侯为贵：从外交关系来看，我们市场做得好的国家往往也是国家关系比较好的，这是一定的。整个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比较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非洲市场；东南亚市场过去不太好，这几年“东盟”关系变化很大，我们东南亚的市场就起来了，包括印度、印尼规模就很大，中兴一年在印度有7到8亿美金，印尼今年超过5亿美金，这些市场都跟国家关系的改善有密切关系。
创新战略的国家路径与企业路径
中国3G标准——TD－SCDMA的上马，打破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重大高技术领域商业化成功的零纪录。我们曾经在航天、杂交水稻、核子物理等科技创新领域获得过“举全国之力”的成功，但其体制色彩浓厚，欠缺在技术与商业的结合上的一套成熟体系,TD或许是一次有力的尝试。中国在国家资源与企业路径之间，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可以商业化、市场化，并成功参与全球竞争的协同机制？中国的人才体系、政府财政支持等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如何增强？改革开放30年建立起来存量资源——庞大的经济规模、产业配套能力，人才储备——应当如何盘活？
类似的追问，应该不厌其烦。
《21世纪》：从工程师到企业经理人，到一个跨国公司的领导者，从您的视野来看，中国科技创新战略这几年走得怎么样，您觉得有没有一些问题，中国要建构未来的自主创新战略要解决哪些体制问题？
侯为贵：国家创新体系这些年也是在不断地改进，过去像“863”计划都是以高校为主，现在是以企业为主，虽然很多人有对此有看法，但我认为这种转向是对的。在科技领域做得比较成功的欧美国家，它的创新主体都是以企业为主，如果由院校派为主体，最后对生产力的推动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当然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对科技产业的投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家购买国外金融资产的同时，决定层应该在实业投资上多作考虑。
《21世纪》：中央从世纪初就在讲“创新城市”，深圳的经验是R&D投入90％以上来自企业，这个的确颠覆了过去以院校为主体的创新模式，但是最近深圳也在反思，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R&D投入政府和企业的投入是各占50％，因为企业研发会天然地接近市场和商业化，而基础研发和创新以及人才的培养依旧要依靠国家投入，深圳在政府投入上的缺位实际上这几年已经动摇到深圳的人才环境、科技创新的软实力。您如何看政府在科技创新上承担的角色？
侯为贵：从高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动力来看，国家应该主要投入一些基础性的，像科学院、中科院，应该是国家全面投入。这个投入在整个自主创新投入里面比重不应太大，其他一些应用型创新技术还应该是投入的大头，这部分应该是以企业为主体，国家可以建立起基金、创投参与支持，这是合理的。但应用型创新不能以国家的资金为主，如果那样的话最后国家体制会出问题，谁来对这么一大笔钱负责？
美国在战斗机等军事项目上是国家对企业进行投入的，涉及到几百家企业，但这是一种国家主权PE的方式，产权是国家的，最后飞机卖到很多国家，收回的钱也仍然是国家的，这有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方式。中国还没有这套东西，我们的政府现在缺少一套组织机制和流程，没有这套商业化的体制。
国家的机制怎么样进一步地变革，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动力？国家这几年在税收政策上对软件业，以及科技人员有一些税收返还，这些政策形成一定的推动力，但目前中国包括财税在内的政策改进空间还很大。从战略上看，国家应该站的高度更高一些，哪些行业应该有更多的重点投入，国家财政如何投入科技实业？我认为中国这方面还是欠缺的。其实要做起来也不难，你就把美国这些大的科技项目是怎么做的出来的，好好深入地研究一下，具体如何与我们的国情相结合，就能够把这个事情慢慢做起来，我认为他们现在对欧美创新模式的研究还是太少、太浅。
《21世纪》：您是做半导体IC出身的，中国在IC、软件等产业上一直有某种情结，比如总是有人喜欢拿印度的软件业与中国来比，这其实反映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失落感。您对中国这几年IC以及软件产业发展怎么看？
侯为贵：我觉得我们的软件跟印度是各有所长，我接触了很多印度技术上的领导者，他们还很羡慕我们，认为我们有自己的系统和自主品牌，他们的软件业等于是加工，跟来料加工是一样的。印度的优势就是把加工做得非常好、非常大，我们的优势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系统产品，成为一个品牌，能够自由发展。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并不是很了解软件内在的过程，其实中国人软件、硬件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软件是一种系统软件和产品相结合的，嵌入式的为主，中兴的软件技术人员占了70%，研发人员当中30%做硬件，70%做软件，实际上是以软件为主的企业。
我做IC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我觉得我们IC产业的发展现在走的路子基本上是引进生产线制造，但是对于设计这一块我觉得政策支持还不是很充分。中国应该把重点放在IC设计上，生产线你花钱0.65微米的都能买到，再引进一些管理人员做好生产和成本管理就可以了，现在的贸易保护在这方面障碍越来越少了。但是IC设计就不一样，设计的技术涉及面非常广，小企业能做，大企业也能做，对提升科技竞争力非常重要，这方面国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应该成为一个着眼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