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表示，很多人对“去电信化”的本质有所误解，认为“去电信化”就是将运营商过去全部的模式包括立身之本全然抛弃，完全投入互联网企业的思维，这并非理性的解读。韦乐平表述得较为清楚，“去电信化”指的是固本清源，去除那部分阻碍运营商迈向更先进企业的不合理模式，运营商没有必要也绝不可能完全转型为互联网企业。

至于“去电信化”思维从初次提出起就面临一定的阻力，因此也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陈志刚认为主要是因为环境压力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对运营商的触动不够：“5年前这一论点刚出现时，运营商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行业内自身竞争上，市场还在增长，用户数量也在不断攀升，来自OTT厂商等的外部压力还没有如此凸显。”与此同时，他认为运营商的体制文化、漫长的决策过程、大型国企背景等种种因素，造成类似创新思路并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被接受的：“但从近年来运营商基地业务转型，独立公司化运营，引入外部资本等行为，可以看到观念上、机制上已在慢慢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的速度和力度，似乎与外界压力的迅速增长不成正比。曾韬认为，现在运营商面临的形势已更为严峻了。正如韦乐平就“去电信化”的背景论述中所提到的，如今运营商人口红利已基本触顶，用户数趋向饱和，近年来不用做太多改革就能持续增长的态势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流量剪刀差”问题困扰着运营商，数据流量业务迅猛增长的同时，却未带来相应的收入，两者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长久如此难以为继。与此同时，以投入巨大、架构复杂的网络结构和业务平台为代表的传统技术、经营模式，都制约运营商在面临灵活多变的OTT挑战中轻装上阵。

甚至可为其他行业提供借鉴

不过，由于中国运营商一方面面临市场竞争的严酷环境，一方面也受到体制的束缚，不少专家认为韦乐平提供的一些建议，从现行体制下或难以实现。业内人士毛启盈认为运营商转型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很多理念到了落实阶段，就面临体制是否能放开的现实。

此外，他认为运营商转型从很多小的细节就可以作为抓手，例如在业务宣传方面谨小慎微、过于严肃、不具备任何娱乐性就是运营商的产品得不到大众社会认同的痼疾之一：“比如最近的飞信公众平台，作为专业的媒体人，我们都不知道这其中的太多信息，又如何把握公众心理？”

“其实‘去电信化’的思维，和业内很多人想得差不多，只是很多人都不敢直面。韦乐平如今作为从企业退出来的权威身份表达这一观点，是最合适的，我认为也未必不是运营商一些领导想说但不敢说的。”曾韬深知行业内也总是有抵触改革的观念，他认为，这部分人不应该对运营商面临的挑战选择采取回避、将脑袋埋在沙子里的方式。他同时表示，“去电信化”讨论中最有意义的是涉及到国企改革、技术进步的思路，很有代表性：“如若电信行业能有所改观，甚至可放诸其他行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