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颁发“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TD-LTE）”经营许可，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4G时代。

然而，3G投资的保护、4G标准的选择，却引起了不同声音。而中移动将采购终端原本的三模标准提升至五模，中国电信的4G真正商用迟迟不落地，也反映了产业链各环节对4G的暧昧态度。

事实上，4G牌照的发放最关键的一个是时间点，另一个是发放的内容。

早在发牌前，就有反对的声音称3G 时代的投资需要保护，毕竟4G不是3G的简单升级，所需要的投资数千亿元计，而3G时代数千亿元的投资刚启动3年，过早推动4G将带来极大浪费。

阚凯力教授也是此观点的支持者，他在《谁在绑架中国4G政策》中称，目前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3G网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其利用率不足一半。即使在一线城市用户集中的“热点”地区，通过3G网络的升级（如HSPA+），其网速可以达到42Mbps，与4G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中国用户对于3G的网速和服务，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用户在总体上也是满意的。

与之不同的是，另一方认为中国的3G牌照已经较其他国家迟发了10年，现在还要继续犹豫的话，将会对通信行业的技术创新带来长远影响。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对记者表示，由于此前中国移动的3G在中国商用太迟，一系列的决策都在摇摆，已经没有接入国际的机会。背后很难说是否是这个技术成果失败，但确实造成我们整体3G的滞后。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4G要接着滞后，还是忍痛加快发展？

“无论是产业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搞自己的标准，或是让自己的标准成为国际标准，都是重大国际战略，而且这是强者的战略，弱者只能看热闹。” 通信评论人士项立刚对记者说。

“这个意义上，中国搞TD-SCDMA理由是非常清楚的，当然，对于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我们的对手是不会坦然接受的，所以有了围堵，确实TD-SCDMA全世界只有中国用，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但是哪个事情不是这样一步步起来的？能一天就成长起来？但正是中国的坚持，在TD-SCDMA之后，有了TD-LTE，也有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间更多的机会，全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用TD-LTE。”项立刚说。

而在这背后，隐藏的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命题：政治利益与国家战略，和市场经济规律之间发生冲突时，到底如何取舍？

而与其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付亮认为，更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让今后少走弯路。他表示，过去TD在3G的国际标准上是没有话语权的，跟国外厂商的博弈，只能是靠国内庞大的市场作为筹码。而4G，“从目前的格局看，建设速度相当快。”

“今天中国的4G政策，还真不是一家绑架，而是多家角力的结果。”项立刚对记者表示，任何一个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多种力量角力的结果。而TD-LTE 能否成功，取决于TD-LTE 产业能否具有竞争力，只有相当多的运营商选择TD-LTE，只有多数设备供应商提供TD-LTE设备，只有有竞争力的终端芯片制造商成为产业链重要一环，TD-LTE才能形成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