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感知和收集信息的应用已经有很多，但真正达到分析处理和支撑决策的还很少，从国际上来看，物联网也是处于起步状态。欧盟发表了物联网发展的路线图，它一直要延伸到2020年以后。对中国来讲，物联网当然更处于起步阶段。所谓起步，不等于说物联网没有一点应用，但是还谈不到影响比较大的规模化应用。

我们现在谈的大部分物联网，比较多的还停留在感知和收集以及汇总数据这个层面，真正把它进行智能化处理的还不够。

《瞭望》：有人说，中国的物联网应用很贵，成本太高，无法大规模应用普及，你作何评价？

邬贺铨：在技术基础上，要承认我们起步还是比别人晚。表现在哪里呢？现在低端传感器我们能做一些，高端的就比较难了。高端的传感器基本上依赖进口，成本太高也就限制了普及应用。比如说太湖使用传感器来监控蓝藻，据说用了6个传感器。这么大的太湖用6个传感器行吗？原因是进口的传感器太贵了，要 40万元一个，用6个传感器仅仅是示范性，演示的意义高于它实际应用的价值。

物联网的智能分析数据软件方面，几乎也是空白。尽管IBM在推“智慧地球”，声称可以帮各行业的应用提供数据分析和决策软件，但是实际上它也没有非常成熟的这种分析数据能力，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软件适用于所有行业。显然，不可能把一个环保检测的分析软件用到电网上，也不能用到智能交通上。物联网的应用面虽然很广，但是个性要求很强，这也限制了物联网的规模推广。

成本高将限制规模化应用，而没有规模就难以降低成本。突破点还是需要加大技术开发力度，另外我国有一些应用例如城市反恐维稳其紧迫性和规模化足以支撑产业发展，为物联网在其他领域的大规模应用打下基础。

“还没有预热，就开始长跑了”

《瞭望》：从历史上追溯中国物联网的起步，怎么评价其中国特色？

邬贺铨：2009年我国的物联网热得很快，事实上，准备不足。我们的物联网的起步实际上比较突然，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上到下发动。当然当时也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总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增长点。

至于说中国有什么特色呢？第一是中国物联网启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时，而且是由政府强烈引导的。可以说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做准备运动，就跟着政府的号令枪声进入运动场，开始长跑了。当时并没有任何的发展路线图出来。而欧盟已经有了完整的路线图。

另外，物联网正好适应当前社会管理和民生保障的需要，例如反恐维稳、智能交通、环境保护、智慧医疗，这些需要政府买单的项目，还是上得比较快的，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的特色。国外的智慧城市都没有中国这么热。中国很多城市既把物联网作为建设智慧城市很重要的内容，更把物联网作为它的支柱产业。再加上智慧城市也很适合我们政府的政绩工程。政府需要有政绩，因此政绩工程不是坏事，只不过别把它当成一个形象工程就行了。物联网的出现正好让政府找到一个可以有效管理的手段，所以我们很多地方的物联网尽管说有炒作的成分，但也有一些地方确确实实是把改进城市的管理寄托在物联网上了，也真正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些事。

一些地方将物联网与电子政务结合，利用电子政务网发布物联网收集的一些信息，例如交通信息、环保信息、医保信息等。过去的电子政务网用于管理老百姓的多，用于为老百姓服务的少。政府买单建设的物联网，更多的是要服务于百姓，通过物联网拓展便民服务，这也应是中国的特点。

《瞭望》：2010年你率先提出理性思考，炮轰“十个过热”，从这两年看，现在情况如何？

邬贺铨：这两年理性多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么热火朝天。为什么呢？一方面，认识可能深化了一点，另一方面，开始蜂拥而上，标榜自己是物联网的企业，可没捞出多少金子来。它也知道炒完以后没效果，所以，它可能会冷静一点。但是，产业链长而分散的状况，还是没有改变。

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发展物联网还停留在表面上，但至少有一些地方并不是简单地做一个示范，已真正找到了应用结合点。像山西罗克佳华公司检测煤矿安全的应用，像作为农业示范的江苏宜兴智能养螃蟹，广东云浮温氏集团的养殖业物联网、大庆对采油设备的智能监控等等的应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