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立即扩大号码携带试点范围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从生态性角度综合考虑，而单纯依托一个文件性政策，就贸然扩大试点工作，将会导致问题在更大范围出现。在天津和海南两地的号码携带试点实际结果，也间接说明了以上问题的存在。

由于用户手机号码已经和多种业务绑定，用户携号转网后发现，此前注册的银行、证券等重要信息，无法再正常获取，必须进行逐一重新申请和审批，这在事实上增大了整体社会成本，也导致部分转网用户再次转回到原先运营商网络。

统计数据表明，在天津、海南两地的号码携带试点过程中，截至2013年4月30日仅有71175名用户携号转网，而其中又有1818名用户出现“回流”，重新将号码转回至原运营商，这其中还不包括转网后停机用户数。

此外，和国际市场明显区别的是，中国手机用户对于双卡手机的使用，已经较为能够接受，这也使得通过携号转网获得更好的资费政策，意义降低。携号转网的业务流程复杂、用户感知不够好，也成为实际试点的重要问题之一。

市场环境变化 号码携带作用降低

号码携带政策因其将更多的选择权提供给用户，允许用户在多运营商之间自由转移，一度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运营商市场充分竞争的标志性政策。

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微信、微博等OTT业务的兴盛，通信市场的竞争不再表现为运营商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运营商、移动互联网业务提供商，乃至虚拟运营商在内的全范围角逐。

随着工信部已经在中国推进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虚拟运营商市场将在未来数年内蓬勃发展。尤其是脱离具体运营商网络的微博、微信业务，已经各自拥有几亿用户，用户通过使用该类OTT数据业务，在事实上已经大幅减少了通信费用支出。在此前提下，号码携带政策的意义，及其作用，都大大降低。

在国内，随着3G网络的建设，以及即将发牌的4G时代的到来，近几年来移动通信业务资费的下调速度之快，甚至已经超过国外运营商通过号码携带政策实现的资费下调速度。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参加完工信部组织的相关调研后，对财经国家新闻网表示，号码携带政策如果十年前实施，或将对中国电信市场的发展，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推行该政策，恐难收到实际效果。

该专家表示，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应当以提升社会总效能、降低社会总成本作为依据，而不能仅为不能缺失某个名称的政策而制定，从目前而言，社会和公众对号码携带的真实性需求，甚至已经低于对于OTT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