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短信、诈骗短信、骚扰短信如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隔段时间对它们的声讨就会提上公共议程，专家每次提出的办法都只有一个实名制。比如在近来广东整治诈骗短信的讨论中，专家又称手机实名制对于从源头上遏制各类诈骗短信至关重要，可起到根治效果。记者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对手机实名制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今年手机实名制将从试点向全国推广。但有关部门预测，强制推行可能受到来自公众和运营商的阻力。(《广州日报》9月15日)
专家和官员似乎对实名制有一种近乎成癖的依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哪里管理遇到麻烦，何处难以监管，他们都会首先想到实名制。为什么如此痴迷这个制度？因为实名制满足了他们某种“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透明管理想象：大家都是实名，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管理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一查实名就可以查到源头。其实，实名带来的管理方便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想象，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得多：造假技术的登峰造极，可以轻易突破实名的限制；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骗子总能很容易地找到化解实名监管的方法；而如何处置过去那许多非实名的手机号，也是大麻烦。
即使实名制能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各类诈骗短信，能根除垃圾短信之恶，但公共管理不能为了追逐某个单一目标而放弃对其他更重要价值的关注，不能为了遏制诈骗短信而要公众放弃更珍贵的通讯自由、更重要的个人隐私。公众的追求是多元的，他们厌恶诈骗短信和垃圾短信，但他们同样厌恶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被侵犯——而手机实名制则隐藏着这样的风险。
在这里，我更想说说“根治”的陷阱。“根治”也是专家非常青睐的一个词，动不动就说以某种制度“根治”某个弊端。比如这位专家就称“实名制能起到根治效果”——根治，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词，迎合了人们那种“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正本清源”的期待。其实，“根治”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有些问题可以根治，比如胆囊炎，将胆囊切除就行了；阑尾炎，把阑尾切除就行了；现在甚至发现了决定人高矮胖瘦的基因，想高想矮都可以在基因源头上进行操作——可不少社会问题是无法根治的，比如酒后驾车，只能要么全面禁酒要么全面禁车，可这根本做不到。车祸怎么根治呢，除放弃使用汽车外别无他法。网瘾怎么根治呢？要么就是整人，要么就是全面断网。
很多问题无法根治，有的是因为事物固有的危险，享受了某种事物的好处就得无奈地承受它固有的弊端。治理社会不像做外科手术，某个部位坏了切掉就可以，社会性事物的好处和坏处往往纠缠在一起，得在诸种价值中进行权衡，在多重利弊中进行取舍，在道德冲突中进行分析，结果只能是为了更大的善而不得不容忍一些恶，为了尊重现实的约束而不得不只追求次优。即使是外科手术，遇到癌症也束手无策，好细胞与坏细胞纠缠在一起，完全切除坏的会损坏好细胞维持生存的正常机能。
许多社会问题的病理并非如胆囊炎，它无法治标只能治本。在治理目标的设置上，只能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和权力效力的有限，只能诉诸控制其危害、减少其不良影响，尽可能地将危害控制在最小程度，谦恭地去控制负面影响，而不是自负能根治、能从源头上终结。诈骗短信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东西，手机这种现代通讯文明的产物可能包含着这种固有的风险，正像汽车的便捷与车祸的风险是相伴随的，只能去控制风险，却很难根治——“根治”将会连文明一起被拔根而起。
“根治”的治理陷阱在于，必然会为了追逐某个单一目标而放弃对其他更重要价值的关注，必然会让公众放弃某种更宝贵的权利，必然把权力伸进私人领地强迫公众让渡出某种权利。设置了一个美好的目标，却以公众放弃某种自由为代价，为了某种不必要的洁癖而冠冕堂皇地大行强制，这就是许多“根治”隐藏的陷阱。评论家别动不动就批评某种制度“治标不治本”，不要带着洁癖去苛求政府对某个问题的“根治”，很多时候，“根治”正是专断和强迫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