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唐如安(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原大唐移动总裁)
从TD-SCDMA(以下简称“TD”)作为第三代国际移动通信技术(以下简称“3G”)标准候选提案正式提交国际电信联盟算起，已经有十年多了。十年多的风雨历程，TD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成长发展之路。TD的种种际遇，折射了现时条件下我国自主创新的基础与环境、艰辛与希望，这当中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总结的东西，可为其今后的发展乃至其他领域的自主创新提供一些借鉴。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朋友和过去的同事不断催促我写一些关于TD产业发展的历史，我斟酌再三，认为与其写故事为主，还不如透过产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或矛盾展现，写些感悟和思考，这可能对TD产业的自我完善更有帮助。
一、TD产业的政策决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创新是有层次的，不能一概而论。当一项创新不再局限于一个产品中，而是对一个产业甚至一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走向产生重大影响时，其一定是关乎到战略层次的。在通信行业中，技术标准就具有这样的地位。对标准制定的控制、主导以及话语权，实质上是对自己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更是对未来市场竞争优势的争夺。从移动通信产业占信息产业的比重、分量以及它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在国民经济中已完全居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领域进行系统性创新，就不应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般意义的创新活动。对于此类创新，不仅需要有国家意志和战略作为支撑，更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作为产业发展的导向和保障。
多少年来，围绕TD发展的争论始终不断。核心的问题是，从国家产业政策和方向看，TD到底是一个纯粹技术创新的战术问题，还是一个提升产业层次的战略问题。如果是属于前者，那就是能否做好，怎样才能做好的问题；如果是属于后者，那就是要不要做，要做就必须做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这两个层面的问题混淆了。我们先前更多的时候是用技术层面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去质疑、动摇发展方向，而不是用坚定不移的发展战略，来指导和帮助具体技术问题的解决，其直接反映在TD的发展形势和发展环境上，就是时好时坏、忽冷忽热。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领域进行系统性创新，而且是带有国际性色彩的创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没有经验，都要有个认识的过程、发展的过程。但是，在经历了十年风雨之后，TD的发展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想，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无论对产业发展的现在还是将来，才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TD带给我们的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TD标准及其产业化发展的直接结果，它包括人才、技术、产品、网络、服务等，这些是有形的、可见的东西；二是创新活动本身的曲折历程带给我们的启示、经验和教训，这些是无形的、不可见的东西，而且更具有本质意义。要想认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内”是指TD技术及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外”是指TD发展所处的大环境。
先说TD技术本身的发展。如同我国其他自主工业的发展一样，TD技术是在一个相对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1998年国际电联(ITU)向全球征集3G无线传输方案为时间基点，做一个简单比较。尽管当时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信息产业部的支持下，代表国家向ITU递交了TD-SCDMA技术标准候选方案，但我们与国外其他方案提交时达到的技术积累、成果水平和产业基础相比，差距是巨大的。其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国外提交的技术方案已经有了将近十年的研究和技术积累，关键技术已经完成了开发验证，并有了可供演示或测试的实证系统，技术规范、专利保护已相当完备，而我们的方案还处在原理验证、计算机仿真阶段。尽管此前我们有过SCDMA无线接入技术的研究，但其距3G移动通信需求定义还相去甚远。二、TD方案几乎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独自研究，并在中国相关部门和运营商的支持下，去参与国际3G标准之争，只是到了方案融合阶段，才有个别国际合作，而国外每一个技术方案的背后都形成了运营商、制造商联合及政府支持的强大阵营。三、最终成为3G另外两个国际标准的WCDMA和CDMA2000，都有全球性的2G产业和网络运营为依托，它们最大的卖点是所谓“平滑演进”(事实上从没有真正的平滑演进，平滑演进只是既得利益者图谋继续垄断的说辞)，只有TD是横空出世，意图在3G产业的发展上成为一支新军。四、无论是WCDMA还是CDMA2000，都已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世界仅从事WCDMA开发的公司达上百家，从事开发的人员就不下一万人，一些主要设备公司的投入已高达10亿美元以上，相比之下，国内从事TD研究与开发的人才几十个，年投入不过几百万元人民币，产业链更是一片空白。由此看到，这是一场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竞争。每念及于此，我都由衷地感佩周寰、李世鹤等为代表的当年发起这场挑战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正是他们的信念、胆识和魄力，才创造了中国通信标准史上零的突破。
再说TD所处的外部环境。TD之所以最终被接纳为3G国际标准之一，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没有经济发展刺激起旺盛的通信消费需求，没有中国充分开放的装备大市场对世界通信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力，如果我们一味地想搞一个自主的标准，那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自用的标准，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就如同改革开放前的国内通信发展一样，基本上不与国际通信发展接轨。这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不断融入世界，世界也更需要一个开放的中国，这才是TD能够成为3G国际标准的历史契合点和内外动因。
但是，对TD产业发展的政策决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就是说TD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除了上面讲到的是否需要从战略层次考虑问题外，客观的情况是我们虽有一些技术积累，但其所依托的产业基础太差了，以至于很少有人相信TD能最终做出来，并由此产生“提出标准的时机是否合适？创立标准的基础是否具备？”这样的疑问，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出现这样的疑问并不奇怪，甚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是否要抓住3G可能出现的市场重新洗牌的机会，是否要依靠自主创新进行发展，是否能在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不是一个容易权衡的问题。依据1G、2G发展的历史，移动通信几乎是二十年一代，而技术发展相对会更快些，几乎是三、五年就有新的演进，因为产业和市场越来越呈现迭代的关系，周期会长一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3G不起步，那么至少要等上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但现实问题是我们的能力、条件与机会是否匹配了，兼顾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既是企业要做出的抉择，也是政府决策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