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TD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负的，如同任何工业化国家一样，其幼稚工业都离不开政府的扶持。2002年后，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地讲述美国及西方国家对其第二代(2G)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不遗余力扶持的例证。追溯历史，GSM和CDMA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极其关键。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TD能否获得成功，决不是简单地完全由其技术先进性所决定的，而是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GSM来说，没有欧盟及其成员国给予的政治支持和由欧洲运营商所组成的“谅解备忘录协会”的全力推动，GSM是绝不会形成今天这样大的气候。早在第一套GSM规范发布的4年之前，GSM计划就获得了欧洲委员会的认可。在1986年11月召开的欧盟委员会会议上，又正式形成了一封GSM推荐信和一份指示性文件，推荐信对GSM进行了详细介绍，正式表明了欧盟对它的支持；指示性文件则确保了每一个成员国都要保留首次演示所需的900MHz频带。这些都极大地激励了整个行业对GSM终端和基础设施的开发，从而促成了GSM的最终成功。
美国为推广自己的CDMA技术更是不遗余力。当还只是一家小公司的高通爆冷门地提出一种基于码分多址技术的系统时，GSM系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拥有130万用户。尽管如此，美国CTIA(蜂窝电话工业协会)还是在1993年采用了这项本土技术。但最初支持高通CDMA技术的仅有一家美国设备供应商——摩托罗拉。通常说来，像IS-95这样一项进入市场晚，又是单厂商支持的技术，商业成功性很低。但美国官方坚信CDMA在容量上的理论优势，不仅坚决支持并资助该标准，鼓励在美国本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上采用CDMA，还鼓动美国的设备制造商和进入北美市场的外国供应商支持CDMA技术，并大力说服南美洲和亚太地区使用CDMA技术，使其成为一项国际使用的标准。此外，北美在频率分配上也很具倾向性。1994年之前，由FCC(联邦通信委员会)决定的可分配频率中并没有为GSM留一席之地，GSM技术若想进来，只能在1994年把保留给PCS(个人通信系统)的1900MHz频率清理出来之后。正是因为美国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CDMA最终实现了在北美和亚太地区等地的广泛应用，成为继GSM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移动通信系统。
以上事例证明，对于移动通信这样一个全球性战略产业的自主创新，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推动和统筹，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对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而言，由于前面所述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以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决策TD-SCDMA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其必须在道义与现实基础之间寻找平衡，更要讲究策略和技巧，即便TD-SCDMA已经开始步入商用化的今天，这类决策依然不会轻松。
二、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才获得了真正的出路
在TD被国际电联正式接纳为3G国际标准若干年后的种种事例表明，对于TD标准的横空出世，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当时并没有对其未来可能发展的结果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国际而言，那些已经占据了2G市场主导地位的国际跨国公司，并不情愿在他们确立的3G标准之外，再生出一个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标准。他们希望通过控制标准制定权，进而达到继续主导产业发展和垄断市场的目的。技术标准是移动通信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这在1G、2G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中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尽管3G标准之争，从一开始就呈白热化程度，但那些国际跨国公司碍于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支持TD成为国际标准的坚决态度，特别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庞大市场的影响力，在历经无数次会上会下、场内场外的激辩与交锋后，最终通过折中与融合，他们还是接受了TD成为第三代国际移动通信标准之一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事实。而另外一方面，他们骨子里不相信一个在1G、2G技术上还是荒漠的中国通信制造业，竟能在3G上开垦出绿洲来。后来，当TD渐成气候时，各种形式的反对声浪层出不穷就不足为怪了。前些年，我接待过许多来谈TD合作的国际公司，无论是对手还是朋友，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还真把TD推成了。我理解，这个“你们”已不仅仅是指大唐了，而“推成了”更说明结果的意外。
就国内而言，我们的心里准备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对在这样一个战略性产业进行系统性自主创新所需的最小投入基础缺乏全面认识。大唐作为TD技术标准的主要建树者，最初也没有预计到，从标准到产业的付出会大大超出企业自身的承付能力。2001年下半年，我开始负责大唐移动公司的具体组建工作。那时，国际跨国公司在WCDMA上的投入已合计超过上百亿欧元，并进入试商用阶段。国内一些企业花在WCDMA上的研发费用也达几十亿人民币，而当时大唐在TD上的投入一年才几千万人民币。2002年，也就是大唐移动成立的第一年，我们预算是2.3亿元，实际靠节衣缩食东拼西凑只用了1.6亿元左右。不是我们不想投钱，实在是没有钱。大唐移动打成立那天起，资金都是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生死课题。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来讲，TD在成为国际标准之后，它将来的竞争战略定位如何？它的产业发展目标是什么？它未来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仅仅是做个标准而已？抑或是其他3G技术的补充？还是独立的市场、独立的产业、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些问题在TD产业发展之初并不清晰。
2000年前后，由于IT业泡沫的破灭，3G并未能如预期那样在欧洲等地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对3G的期待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国内，对如何发展3G采取了更为审慎的策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TD更多地被当作一种新技术试验，与其他3G技术一道不断地接受由信产部组织的测试。应该说，这个测试对TD的发展非常必要，它为TD的长大成熟赢得了时间。但同时，由于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即对TD未来在3G运营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角色不清楚，使得整个TD阵营的内在发展动力不足。与3G其他阵营相比，TD显得势孤力单。
特别是2005年7月TD产业化专项测试结束后，接下来该做什么？TD一度陷入了停滞等待状态。为此，我们十分焦急，并四处游说，建议TD应尽快进入运营商的外场试验，而且要有实力的运营商来承担。那时，国家各部委对TD本身是相当支持的。但各部委在发展TD的具体目标上并非完全一致，主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继续推动TD产业化工作，试验网与3G牌照的关系，将来由谁建设运营TD，规模、大小如何等。这种差异导致支持TD发展的后续策略和措施不能及时出台。这说明，仅仅局限在一种技术创新的角度支持TD发展已经远远不够了，它需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思维突破。
这年九月上旬，通过我们不断地反映，中国科技界三位德高望重的院士就TD的发展向中央领导建言，并很快得到批复：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个批示把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操作层面似是而非的争论，通过站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审视，给统一起来了。就TD-SCDMA发展历程和环境而言，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点。从此，TD的发展更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决心。2006年“3+2”模式的“规模网络技术应用试验”，以及2007年包括奥运城市在内的十城市预商用试验，都是这一认识统一的结果。由此，TD的发展出现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由制造商单方面推动TD发展，变为制造商结合运营商一道推动TD发展。二是，发展TD-SCDMA不仅是企业行为，而且上升为国家意志。TD力量开始真正凝聚起来了！
这一点对于有过自主创新经历的新兴工业国家感触尤深。记得2007年4月10日，温家宝总理出访韩国，并在首尔SKT盆塘实验室现场与远在北京大唐移动实验室的信产部王旭东部长打通了TD-SCDMA第一个跨国可视电话。之后的6月19日，韩国信息情报部长官卢俊亨一行访问了大唐移动，当他听完我们的介绍之后，由衷地赞许我们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深切感到，只有把自主创新当作国家发展根本的民族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验。
TD-SCDMA的产生、成长和发展，正好处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前夜和开始着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大背景下。从TD的种种际遇，我们不难看出时代和环境变化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以TD经历的磨难与曲折，我发自内心地说：搞自主创新太难了！难就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创新文化，远没有达到发展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但从TD目前的结果看，我又可以说：TD是幸运的！因为2004后，我们国家的发展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开始成为国策。2006年1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从上到下对自主创新进行了全方位的再认识，由于TD契合了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要求，TD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领域中的“神六”。尽管TD此后的发展还有不少曲折，但总体环境开始趋好。这说明，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自主创新才真正有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