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应该由谁承担自主创新的风险
去年5月，从事TD终端芯片研发的凯明公司终因资金断链倒闭了，并被外界称为第一个倒在3G黎明前的企业。据我所知，这些年从事TD开发的企业在生死线上走过几回的又何止这一家，大唐移动自不待言，我担任董事长达6年之久的T3G亦是如此。T3G的前身是大唐移动与飞利浦半导体于2002年初建立的联合实验室。2002年11月，随着三星电子的加盟，我们三方正式建立了合资合作企业。公司成立后，由于前期实验室研发费用的摊销，T3G第一年就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问题，于是各股东方按照先前的承诺，追加了300万美元的投资。可是到了2004年初，T3G又无米下锅了。这一年，我们开了十余次的董事会，几乎每个月都要开会，每次开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融资。我们甚至为T3G是否办下去进行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我们不断坚定合作方对TD的信心，采取降低或延付母公司支持费用、引进新的投资者摩托罗拉、大股东提供贷款以及调整公司商业模式等各种办法，才使T3G避免了一次次关门的风险，走到了今天。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创新是有风险的。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自主创新的风险，这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中，恐怕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承担风险的主体肯定是企业，企业的背后是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和员工，他们愿意承担风险是因为他们能够预期潜在的利益。但TD境况有所不同，尽管TD的提出也是出于中国企业竞争的考虑，希望利用3G重新洗牌的机会，能够扭转我们在1G、2G产业发展上因缺乏标准话语权和知识产权造成的被动局面，掌握市场主动。但是与国际上其他3G标准的历史发展轨迹相比，TD提出的主体、产业链的认知、政府政策的支持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构成了TD独特的发展背景。
首先，TD提出的主体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而3G其他任何一个国际标准的提出者都是一个利益交互的群体，这表明了产业基础的差异。其次，由于第一个原因，我们是在标准被国际电信组织接纳之后，才不遗余力地让更多的企业来认同这个标准，参与产业链的建设；而3G其他标准都是在标准的形成过程中就奠定了企业广泛参与的基础，这体现了产业链认知的差异。再者，由于前面两个原因，导致了政府政策支持方式的迥然不同。TD的政策支持是阶段式的明朗和释放，前期政策的终极目标并不清晰，或者说不公开；而3G其他标准的政策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公开的，实际上他们在发展2G时就已如此，这种政策方式上的差异对产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不同的。
前面讲过，决策TD产业发展政策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政府必须在客观条件与道义责任之间找到平衡。举个例子，当04、05年全世界都在求证3G商用能否成功的时候，我们还在反复不断地做大量测试，论证TD不存在颠覆性的技术问题。这种政策方式固然有其稳妥的一面，但由于最终政策目标短期内不能明确，也就是说将来用不用这个标准、谁来用这个标准、怎么用这个标准不明确，使得许多企业在是否大量投入上踌躇不前，以至于产业链发育缓慢，这实际上成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政府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参与到TD产业的开发中来，加快产业成熟；另一方面，由于政策“阶段式”的释放，很多企业总是见着点儿“阳光”，才“灿烂”一点儿，政策的协同效应没有发挥到最大，有时甚至成了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大原因是，企业经营的决策思维与政府政策的决策思维有着明显的差异，企业的生存之道在于获利，如果把获利的机会放在一种“不确定性”上，企业是不可能也不敢有作为的。2003年2月12日，由C3G领导小组亲自推动并出席的TD产业联盟八家发起成员峰会上，许多企业领导就直率地提出过这个问题。直到2006年7月18日，在青岛TD外场试验现场的企业座谈会上，是时TD的政策走向已趋明朗，但是还有个别企业的负责人当场表示，如果没有哪个运营商现在宣布用TD，那他们是不会大规模投入的。可是，TD的起点基础与3G其他标准的起点基础相比，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产业链上的差距，在TD产业链没有基本建立并得到充分验证的情况下，让政府贸然决策是不现实的。所以，TD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有技术的风险、资金的风险、企业的风险，也不仅有产业的风险、政策的风险，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如何化解这些风险，才是对中国式自主创新的最大挑战。
那么，大唐为什么会自愿或不自愿地承受了这当中的风险呢？这要从大唐的出身说起。当时作为一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的前身)，它的思维惯性更多的是受历史角色的影响，并非单纯的企业行为。也就是说，它基于行业和国家竞争力的考虑居多，对于自己开发标准的产业经济能力评估偏少，这也注定了日后大唐在TD开发上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经济风险。特别是在TD正式确立为国际3G标准之后，作为TD标准的提出者，大唐已别无选择，要么放弃标准，或者说仅是一个纸面待开发的标准，但这已不是大唐的技术代价了，而是历史机遇的错失；要么义无反顾地完成标准的产业化工作，闯出一条生路，但这意味着更加不可测，因为我们标准的起点与国际其他标准的起点根本不在同样的基础之上，一旦走不通，那真是万劫不复了。记得2006年11月13日，我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中央企负责人知识产权学习班上作TD知识产权讲座时说过：TD为什么会产生在大唐，而非经济能力远在大唐之上的中国其他企业，这是大唐的特定历史和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大唐的模式不具有任何可复制性，它只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未来的战略性自主创新仍应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利益与市场化选择相结合的产物。
在TD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过程中，大唐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风险呢？以02年初大唐移动成立为标志、大唐开始全面开发TD算起，到06年底“3+2”模式(保定、青岛、厦门的主城区建网和北京、上海小区域建网)外场试验结束，实际上我们一直游走在生死边缘，并曾几度因资金链出现严重问题而险些倒下。那几年，我们每年都在内部会议上大喊：今年是生死年，力图以一种慷慨赴“死”的状态，来激励员工不断顽强攀援。事实亦是如此，我们确曾讨论过暂时停发干部工资以解燃眉之急，采购经理甚至不敢接听供应商打来的电话，外界尤其是媒体也死盯我们的资金情况。为了稳定军心，我们将这些险情严格控制在经营班子和少数知情人员之内。
现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2002年初大唐移动创建时的注册资本为1.5亿元人民币，现金8000多万元，如此小的资本盘子，却要承担一项国际标准的开发和产业化，而且注定是要耗费几十亿人民币才能完成的任务，物质基础与实际需求差距之大可想而知。以02至04年为例，我们实际的资金用量还不算大，每年分别从1亿多元到3亿多元。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当时我们每年初作的预算还仅是一个资金需求估测，实际资金在哪并没有着落，全部要靠当年各种方式的融资解决，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在早期，没有多少人认TD这个事儿，除了政府的一些少量项目支助外，谁会给钱呢？反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钱把TD做出来，证明给人家看，又有谁敢给钱呢？实际是一方面你不得不花钱，因为任务明摆在那儿，你必须要完成，否则就彻底失败；而另一方面你又要尽量少花钱，因为没有充裕的钱供你花，花多了一样要死。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兼顾产业链方方面面的合作与发展，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别人，因为大唐移动是TD的龙头企业，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和利益所在：没有产业链，就没有TD的成功；没有TD的成功，也就不可能有大唐移动的存在。
从98年标准提出算起，我们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闯过了一道道成长发展的生死关，几乎每年都跨越了一个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直到2006年“3+2”模式外场试验成功，国家正式确认TD可试商用，并由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通过向大唐注入资本金的方式，给予大唐在TD贡献上的承认，这就是我们习惯称之为的“TD八年抗战”。
从TD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TD的风险远大于3G其他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风险，一则可能是因为TD太“嫩”，但另外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呢？2005年10月21日，在大唐移动向国家开发银行陈元行长汇报TD产业化进展及后续外场测试安排时，我曾有感而发地说，我们国家搞自主创新，你可以说缺技术、缺人才、缺资金，但我认为最根本的是缺环境。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技术可以靠智慧劳动创造，人才可以经过锻炼培养，可是这两方面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哪怕中国人再吃苦耐劳，与国外比成本再低，最起码的投入还是要的。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资本市场的资金应该是可获的，但能把人才、技术或产业与资本对接起来的，只有靠环境或政策。
从2001年起，我们同时或单独聘请德意志银行、中银国际为财务顾问，帮助大唐移动融资。在此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在中国几乎能见的世界一流投行，其中几个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已经消失。但除了2004年底我们与上海贝尔阿尔卡特达成的战略投资外，几无斩获。究其原因，移动通信是一个高度依赖管制政策的产业，TD最初的运营政策是不明确的，恐怕也很难明确。运营政策不明确意味着市场不确定，市场不确定恰又是投资人最大的顾忌。作为TD产业中人，我们固然深明其中的原委，但要说服外部人认知，这并非全凭口舌之功了。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位为TD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的老外，一位是先为西门子通信TD项目负责人、后为鼎桥通信CEO的KlausMaler先生，另一位是飞利浦半导体业务发展副总、T3G董事ThierryLaurent先生，由于长时间合作接触，他们从一开始的困惑不解，认为TD既然是中国自己提出的国际标准，那为什么中国不及早宣布其为自己将来采用的标准呢？到后来他们终于似乎有所明白了，见面就说这是“Chineseway”。但要让更多的人理解这种情况，那绝非易事了。因为投资人与合作者只想看到他们能够看得到的东西，而不想费力地去猜是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