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年我们是怎样解决资金来源的呢？至2007年底我离任时，大唐移动累计在TD上投入了约二十多亿元，这部分钱又大致分为两大部分，约五分之三是靠银行借贷，另外约五分之二是我们通过争取国家项目、进行技术有偿转让、技术或专利许可授权、提供技术测试服务、售卖中间产品等方式获得。其中来源于两个方面的钱对大唐移动发展的影响至大至深，一是政府项目支持，这部分钱虽然总量不大，但十分关键，它是风向标。在融资环境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对于中国许多自主创新项目而言，政府的项目资金实际上起到了“风险投资”的作用。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给予的技术援助贷款，这要尤为感佩陈元行长的高瞻和魄力。针对TD的自主创新，他不拘泥于一般的常规，更多的是从国家战略和根本利益出发，提出要通过支持TD，研究出一套国家开发行支持这类高新项目的程序，帮助企业解决从风险投资到商业银行贷款这当中关键一段儿发展的融资问题。他也是第一个对包括专利在内的TD无形资产进行资产价格认定的银行家，而且不仅关注大唐移动的发展和作用，还着眼于整个产业链的建设，提出了“要用资金链覆盖产业链”的宏大发展思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国家开发银行05、06年两次大额贷款的“救命钱”，大唐移动恐怕早已停摆了，也就不会有TD的今天。
在TD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幸运的，有些中途退出或夭折了；有些熬过来了并将继续熬下去；有些不但熬过来了，还获得了重要资助；有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分享了市场的果实；有些企业面对3G的诱惑，又萌生了新的冲动。但不管是对企业，还是对整个产业，今天TD的风险已非昨日TD的风险，对于今天似乎已“不差钱”的TD产业来说，到底还差些什么呢？如果说98年至01年是确立国际标准的风险，02年至06年是关键技术开发验证和产业化的风险，那么07年后就是商业推广的风险。
四、建立和发挥企业组织的整体优势是TD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在TD-SCDMA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这两个组织就是TD-SCDMA技术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和TD-SCDMA产业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成立于2001年12月的技术论坛是TD的第一个企业社团组织，它主要由大唐电信集团和西门子通信联合国内外十三家知名的制造业、运营业(华为、UT斯达康、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铁通、诺基亚、高通、北电网络、摩托罗拉、TCL、Interdigital)共同发起设立。论坛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主旨是宣传、推广TD技术和标准。论坛的最大特色是兼容并包，只要是愿意参与、研究和讨论TD技术和标准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加入。论坛甚至容许成员保留不同观点，持有不同意见，只要不是在论坛活动范围内公开反对TD即可。这种宽松和包容，使得论坛迅速地联合了国内外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五、六年间其成员就已发展到四百多家，既有制造业，也有运营业等，具有十分的广泛性。尤其是在标准发展之初，这种广泛性尽量弥合了对TD的各种声音，强化了TD的形象。
此外，这种广泛性还为论坛在某些方面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譬如，它的国际化色彩使其可以举办一年一度的“TD-SCDMA国际峰会”，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不断增强了TD作为国际标准的地位和企业发展TD的信心。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峰会自2005以年后在有关部门要求TD少说多做的情况下，未能再如期举办，这实际上削弱了TD企业的声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经营不同于政府工作，靠少说多做是不能被外部所认知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国外学习，譬如WiMax还没怎么样呢，就宣传得满世界都知道，以至于国内外出了大量“粉丝”。我认为，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策略考虑，企业发出的强烈声音应是政府政策的最好支撑。
论坛的这种功能和色彩，对TD标准的发展氛围起了松缓的作用，尤其是在TD发展之初，产业力量十分弱小，这就更加需要企业的广泛联系。同时，论坛的发展也为联盟的成立做了探索性的工作。周寰、杨毅刚、李万林乃至后来的王静先生，对论坛的建设、运转和不断发挥作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TD论坛广泛性的另外一面是它的松散性，特别是随着TD产业化工作的全面展开，一些产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在论坛内一时无法有效解决。譬如，怎样才能推动企业不光“论”，而且要“干”的问题。因为这个产业如果没有更多的企业特别是有实力的大企业实际投入开发，是发展不起来的。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知识产权。TD-SCDMA知识产权在国家宏观层面是战略问题，在企业微观层面是利益分配和调整问题。中国人搞自主创新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要掌握核心技术，二是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知识产权是为了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而非自我封锁。这是中国人在发展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和产业上得到的基本经验教训，也是其他产业或行业面临的相同或相似问题。
知识产权是企业从事产品开发的利益基础，也是未来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约束条件。由于TD-SCDMA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大唐主导并拥有了TD主要的知识产权。因此，大唐在TD知识产权上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TD产业链的建立。这些年，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在某些技术领域拥有知识产权优势地位的公司，为了获取垄断的超额利益，不适度地滥用了权利，其最终结果是阻碍产业的发展；二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随意侵害别人的权利。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们反对的。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在知识产权上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是个“小学生”。大唐对TD知识产权的保护、运用和处理也是有个认识提高和经验积累的过程。
众所周知，无论是1G、2G，还是3G，移动通信任何一个技术体制都拥有一个庞大、完整的产业链。TD的产业化工作也毫不例外，其从来就不是一个企业能够完成的独角戏。为了动员国内外更多有实力的企业加入到TD产业的开发中来，我们必须建立某种形式的企业联合组织，在这个组织内，企业将按一定的规则处理相互间的知识产权关系，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这一想法很快就得到科技部、信产部尤其是国家计委的全力支持。但是这一做法能否在论坛内实现呢？回答是困难的。原因是当时TD除了大唐与西门子在合作开发外，几乎没有其他厂家参加，这与支持3G其他两个标准的厂家阵营形成鲜明对比。而我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开放、互利，但这一原则并不被参加论坛的一些跨国公司所接受。因此，着手建立一个基于TD-SCDMA标准下的，以知识产权为纽带的，实现产业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企业联盟就迫在眉睫。
创建TD产业联盟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情况。第一，国外是在标准制定前，先有企业联盟或事实上的联盟，然后由联盟企业共推一个标准。而中国是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普遍不强的情况下，先有个别企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取得历史性突破，然后围绕这个标准来建立联盟。所以，我们在联盟建立的时间和顺序上与国外做法有明显差别，这是由中国企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决定的。这就要求标准创立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做出更多的“牺牲”。第二，当时中国企业除TD外，在3G其他标准上没有任何核心专利，而那些拥有3G另外两个标准大量知识产权的国际跨国公司，又并不看好TD。因此，建立产业联盟只能由内而外，先从发展国内企业起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住TD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但是，组建产业联盟的工作开始并不容易，关键的问题是各企业对TD的市场发展前景抱有很深的疑虑。2002年9月16日至28日，在C3G领导小组的直接推动和国家计委的大力支持下，我带队从南到北，先后对华立、东信、南方高科、TCL、华为、中兴、联想、CECW进行了一次集中式的游说，动员这些企业共同参与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记得那时每去一个企业，他们最关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对TD的支持力度到底有多大？将来会有哪个运营商用TD？二是，我们加入TD产业联盟有什么好处？不要又是一个只知道收费而没有服务的社团组织。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只能把所了解的三部委当时支持TD的阶段性政策和对未来的预计进行不断的阐述。对于第二个问题，我采取了逆向解释，即请他们先想一下加入联盟有无坏处，因为作为发起成员，他们将获得与大唐等其他成员间的专利交叉许可权利，会降低入盟企业开发和将来产品上市的成本。同时，联盟还会为成员获得国家支持TD的产业化专项创造条件。通过这次游说，各企业总体上接受了共同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的邀请。9月底，我们将各企业的反馈情况向相关部门的领导作了汇报，并准备十月中旬在深圳高交会期间，召开发起企业的高层会议，讨论组建TD产业联盟的相关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