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资产、资源交易权不清的情况下，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步履艰难
从电信产业发展与运行的基本特征看，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要进入中国电信的运营环节，至少需要以下条件：
首先是资本组织能力。目前，中国移动的总资产已超过7000亿元，营业额近5000亿元，利润1152亿元；中国电信总资产超过4000亿，中国联通总资产也超过3600亿元人民币。三家国有垄断性运营商的资产总额合计达到1.26万亿,折合美元约1900亿美元。与如此庞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合资、合作，并要拥有运营权和话语权，将需要那些希望进入的民间资本具有超强的资本规模和资本调控能力。
电信运营与电信设备制造不同，运营企业的可支配性资产必需强于其它行业，面对航母级的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民间资本的启动性进入资本如果低于百亿元人民币的话，基本不能正常地开展电信类业务（服务外包类的进入暂可不计算在内）。因此，对于民间资本，是否具备拥有、组织、筹集、协调、控制百亿以上大规模资本，且非快进快出的投资模式，是对大多数民间资本的挑战。
其次是民间资本进入资格的门坎。尽管在《若干意见》中没有强调民间资本进入电信业的资格标准，但是，电信产业自身的运行方式客观地给新进入者设置了很高的门坎。
（1）如果以参股的方式进入，几乎国内民间资本很难通过获得充分的股权，取得参与运营决策和管理的权力。因此，以参股方式的进入，门坎之高，使民间资本基本望而却步。
（2）投资电信运营业的基础设施建设门坎。投资大规模的网络建设，因为现阶段民间投资者只能获得资本性投资收益而不能得到运营性收益，客观导致民间资本进入的最大利益被运营商占有，因此，参与建设的门坎虽然不高，但试图获利的门坎高不可攀，民间资本只能退舍三分。对于一般性的网络设施建设，如建基站、架设天线、HTTB、FTTH、HTTC的基础建设等，如果合作的方式仅停留在“建设——出租”（租给运营商）上，民间资本同样会选择退却。因为希望进入电信业的民间资本不愿担建设投资者，而是要求参与运营服务，成为运营服务者。
（3）参与基础业务的门坎远远高于民间资本直接发展虚拟运营，因此，也少有民间资本会直接进入基础电信运营中的话音业务。
（4）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门坎高，大部分民间资本难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现有的电信网络管理体系下，三大运营商的有效互联尚存在缺陷，民间资本进入后，即便有条件从事基础服务，但民间资本与国有运营资本在各自网络运营上的互联互通仍会存在诸多问题，这就必然导致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工作存在断点。
（5）技术门坎。民间资本以往从事ISP、ICP业务，因资本占用少，风险小，技术门坎低，所以一度发展很快。但是，在3G业务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新业务时期，民间资本的技术支撑体系严重不足，对未来电信技术的把握也较落后。由于国家缺乏对民间资本技术创新的有效鼓励机制和资本扶持机制，现阶段我国民间资本在通信领域很难出现诸如思科、英特尔、高通这样的公司，特别是我国通信软件产业相对落后，进一步加大了民间技术类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的难度。
更深入分析将发现，在资产、资源交易权不清的情况下，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业更是步履艰难。比如，以单纯的民间资本参股，面对的是资产界线不清的国有资本，在进入基础业务的过程中，国有电信企业因完成上市，资产的交易与变迁基本不受小股东的约束，而业务变更权则全部由国有电信公司操控。这在客观上是民间资本在进入的第一步起，就被置于被动听命的状态。民间资本的收益率、产业发展规划、业务调整、资本配置均受制于国有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