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美国朋友自纽约而来，造访伦敦。她看到大街上走着的人们将笨重的塑料块举在耳旁，目睹这一怪象的她问道：“他们为什么不用正常的电话？”

此事过去已久，恍若隔世。现在，我的这位朋友已是iPhone不离手，而英国和欧洲相对美国的这一领先优势也已成为历史。如今，移动通信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大多来自硅谷、韩国和中国。

我还记得，移动领域最激烈的一次争夺曾在沃达丰(Vodafone)和诺基亚(Nokia)之间展开，二者都想控制可上网手机的品牌和内容。那么，到底谁会胜出，是运营商还是手机制造商？答案是，二者都没有胜出。

上周的两笔交易明确了欧洲影响力和经济价值的下滑。沃达丰以130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在Verizon Wireless所持的45%的股份，将自有资产削减了一半。微软(Microsoft)则以54亿欧元收购了诺基亚的手机部门，这一价格相对该部门巅峰时期的价值可谓低得可怜。

美国移动行业过去四分五裂，但经过整合形成了近乎由Verizon和AT&T两家公司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它们的利润率要高于欧洲运营商。与此同时，苹果(Apple)和谷歌(Google)将价值重心由手机和网络转移到软件和服务中（以苹果为例，其软件和服务是与其设备绑定的）。

这不是说，北美公司个个业绩非凡，而欧洲公司个个无可救药。微软收购诺基亚，是为了补救自身在移动领域的失败，而黑莓(BlackBerry)也是忧患重重。英特尔(Intel)在制造手机芯片方面取得的成功，则比不上英国安谋国际(Arm Holdings)在设计手机芯片方面取得的成功。

其实，功劳应记在美国的生态系统头上：在硅谷的引领下，美国的生态系统超越了欧洲靠监管和标准制定建立起来的早期优势。它雄厚的创新能力与美国电信业的适应能力一起颠覆了格局。

要说欧洲能够捕获到个人电脑向移动设备转型中的全部价值，这从来都不是什么大概率事件。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欧洲表现好一点的话，会产生何等的经济影响。2000年底，诺基亚的市值是2090亿美元，苹果是86亿美元。去年底，诺基亚的市值是143亿美元，苹果是6270亿美元。这是一个8000亿美元的此消彼长。

多项因素促成了这一变化。

首先是监管和标准制定。它最初助欧洲占得先机，但渐渐令美国受惠。欧洲之所以早早在移动领域占据优势，是因为欧盟(EU)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定为运营标准，欧洲各国则将本国牌照颁发给三到四家互相竞争的公司，从而建立起竞争激烈但井然有序的市场。

相比之下，美国颁发的地方移动网络牌照五花八门，并且没有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移动行业在克雷格 麦考(Craig McCaw)等先驱的引领下，花费大量时间整合和统一技术，终于建立起秩序。

这样，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2G)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出炉时，美国制定了比较统一的标准。到2011年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面世时，不仅技术标准已经统一为长期演进技术(LTE)系统，而且监管机构还允许资金雄厚的Verizon和AT&T主导美国市场（但监管机构后来没有批准AT&T对T-Mobile美国业务的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