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他们的，还有金钱。
1980年，牟首次创业的资本金是借来的300元，他以此创造了每个月几十万元的经营收入。1987年，牟带着大部队辗转迁移北京时身上只剩下2000块钱，他只能住1块钱一天、由防空洞改成的旅店，他也以此创造了20亿资产，被称为“首富”。他本人对“首富”一词不置可否。他也成为首富榜上第一位落马的民营企业家。
虎落平阳，牟其中身陷囹圄，资产被查封，至亲离散。曾经他一句话就能捐出300万元，后来他连打官司的钱都没有了。
一位想为牟打官司以成名的律师找到他，对牟说冯仑找了他：“只要老牟你给他写封信，他就可以借给你一笔钱做律师费”。牟心想，因为过往的恩怨，冯仑是不会帮助自己的，而他自己也是心高气傲之人，怎会轻易向人低头？
当时的处境，千难万难。律师拨通了冯仑的电话，给牟。牟只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
冯仑后来在《野蛮生长》中说：“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其中第一个决定是：“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冯仑还因此决定：“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
这段话让夏宗伟大动肝火。2007年，冯仑带着王石去洪山监狱探视牟，因为当时有狱警在场，三人的谈话并没有直来直往，但牟隐约觉得王石有意相助；而冯仑，既能来探监，过往恩怨又有何过不去的呢？
这次会面后，牟打电话给夏宗伟，让她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找冯仑和王石，意思是请他们帮忙。夏宗伟找到了阜成门的万通中心，没想到万通搬家到了朝外大街。她骑着自行车横穿北京城来到了冯仑的新办公楼。冯仑并未在两人事先约定的时间现身，只在电话里淡淡地说了句：“我不在公司，你放前台吧。”从此杳无音讯。
吃闭门羹，夏宗伟已经习以为常了。为了筹钱，她找过无数欠牟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抵赖、推诿了，她只能靠着亲人和个别朋友的资助支撑着。
“没钱了，再寄点钱过来吧。”牟其中对夏宗伟说这话时，对金钱是没有概念的。“每个月，水电费、煤气费、电话费、火车票、复印费、药费、资料费、房租、律师费等等等等，生活、办公都得从这里支出。”夏宗伟要不断盘算着怎么从有限的资助中尽可能多地给牟汇去生活费。
“全世界各地，他（牟）名下没有一处的房产，没有一文的存款。比较现如今诸多的‘房叔’们、‘富豪’们，牟简直是太不入流。”夏宗伟目前也住在出租屋内。
政治家与企业家
夏宗伟拖着空箱子疾走，想要找个地方躲雨。十年前，为了申诉、探视更方便，她在汤逊湖边租了一间小屋。“那时，这里还是农村，还是泥土路。”现在，这里已经成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起了高档别墅和产业基地。
牟对外面这些变化无从感知。现在，他不知道电脑长成什么样了，不知道谁谁谁又被抓起来了，不知道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
“身陷大狱的人，没有不反复反省自己过去的成败得失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是：“青春顽劣，皓首疏狂，坦诚天真，轻死重义。”
“我们问过他是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情结的人。他感到很委屈。”夏宗伟想了想，说：“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情结的人，而是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
牟说自己对“政治”一直是非常理性的。他觉得自己生活懒散，也过于坦诚，毫无城府，不是搞政治的材料。他非常自信自已的经商天赋。他的父亲牟品三3岁丧母、16岁丧父，带着3个弟弟靠祖父留下的一家“陈德生中药店”成为早年间四川很有实力的企业家之一，从小父亲对他的教育是“一品商，二品官”。
父亲经常带着牟其中参加商业活动，让他分享人们的“恭维、逢迎”，牟其中也由此变得非常要面子。如果没有从小的耳濡目染，牟其中现在极有可能是万县一名普通退休老人。在狱中，能与牟其中谈得来的人极少极少。他们感觉与牟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但这并不是指牟孤僻，不与他们亲近。
一位在入狱前曾参与经济工作的狱友就问牟：“你是怎么换飞机的，你是怎么搞卫星的？”
这时候，牟一定会不厌其烦地跟对方分析，这些商业计划的由来、实施、风险规避、经营管理等等。牟说，他曾经用500车皮的羽绒服、皮大衣、祙子、火腿等轻工副食产品，换回了原苏联的4架图154飞机和相当于一架飞机价值的航材，从中赚取了近一亿元的利润。他说，他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开发满洲里的计划。他夸张的商业想象力、强大的执行力、风险预估的把控力，让狱友叹为观止。
那位狱友也经常拿一些曾经接触过的案例跟牟讨论。他问牟“如果你来做，会怎么做？”“牟的思路非常清晰，考虑得很全面，很细致。他说会怎么做。”
牟沉迷于“高屋建瓴”，他从不觉得自己说的是“大话”，相反他觉得更多时候是说“小”了。他更对想都不敢想的人不以为然。
绝望与死亡
夏宗伟现在最希望的，是牟能提前出狱，能在好一点的环境里度过晚年。为了迎接他的出狱，夏宗伟每一季都给他准备换洗衣服：“夏天的买了，人还没出来，又买冬天的。”她说：“牟出狱后，我想，他最需要的还是得先进行一些心理建设。”
“牟其中入狱后曾享受过独居一室的待遇？”
“没有的事。”夏宗伟说。
牟其中的狱友东方也说：“不可能。监狱里不可能让你独居的，因为怕你自杀。”
1975年，牟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首次入狱，第二年元月4号，一个带着照相机的人被公安带到他跟前，要求牟其中紧贴着其中一面墙站直。“啪——”那人拍下了牟人生第一张标准像照片——准备用于死刑布告。
35年后，斗转星移，牟再一次与死神相交，还是在监狱。2010年9月的一天，70岁高龄的他郁结难舒，突发脑溢血。所有人都认定牟躲不过了。夏宗伟被紧急通知前往武汉，她吓呆了，又极其自责。她寻思着是不是自己3个月前那两句话让他身陷危险：“你的儿子在美国身体出了状况，没有钱做手术……认罪吧，他们说你认罪了就能假释了。”“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牟血压升高，他最终同意申请假释，但提交申请默认的前提是“认罪”。
牟一直坚持自己无罪。他曾经有过片刻的绝望，但“一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在或明或暗地支持我的斗争，就重新获得了力量，即使为了不辜负这么多人的期望，也要坚持下去，活下去”。
“他是一个不会绝望的人。”夏宗伟坚持这么认为。
外界不知道牟是如何与死神较量的，“唯一支撑他的，就是要活着出去。”最终他又活了过来，只是左手和左脚行动一时未完全恢复。“就连（脑中）出血的地方都跟别人不一样。”医生觉得很庆幸。如果出血点位置再偏一点，就没有我们正在等待的这个故事了。
为了完全恢复，牟继续加强数十年如一日的运动：爬楼梯。这是曾经的狱友——长跑队的一位教练教给他的健身法子。他从未间断。除此之外，他还坚持每天双手双脚着地爬行30分钟。“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法子。”牟让夏宗伟托人给他送去了10双手套。其中5双用来戴着爬地，另外5双露手指的半截手套用来戴着写字。
这天的大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牟照旧开始他的运动。有狱友从他身边经过，会好心提醒他：“老牟，慢点，别崴着脚了。”牟笑笑。
“（现在）爬楼梯明显慢了，没有以前快了。”最近见到他的一个人说。
突发脑溢血被抢救过来的牟，在还没能恢复正常的情况下，被一副冰冷的担架抬上了返回监舍的警车。这是他13年间，唯一一次到了“外面”。
牟强忍着虚弱的身子，极力想要坐起身来：“我想看一看外面。”“外面”，对他来说，是13年间在操场散步时，看着那天空飘过的云彩，它们自由自在。
随行的医生按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