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
中国移动 尚斌
中国联通研究院 于翔
德国电信咨询公司 谭炎明
《通信世界》：在您看来哪些因素促使中国运营商进行公司化改革？
尚斌：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中国移动的现有基地模式在成立之初对推动业务领先战略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大量移动互联网替代品的出现，中国移动的增值业务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就必须进行业务创新，可由于中移动固有的流程、规章制度等的限制，基地模式无法灵活快速地应对竞争、持续创新；其次，基地业务在推广的过程中，很大比例的市场开拓工作是以KPI指标的方式由各省公司完成，市场竞争压力无法直接有效地传递给基地，因此对基地进行公司化改革，可令其直接面向市场，降低对省公司的依赖性；另外，公司化体制下还可以使其更灵活地以并购、参股等方式向移动互联网领域渗透。
于翔：互联网等新业务的冲击要求运营商有快速的市场反应机制，但现有体制极大制约了新业务的发展，比如以前负责这些业务的增值业务部等，部门主管要想做一件事，必须要去协调其它部门，效率受到很大限制，但若公司化这个问题就轻很多。
谭炎明：公司化改革主要是由于传统通信行业趋于饱和，运营商亟待通过战略转型实现企业的持续增长，因此运营商需要在新业务领域和新业务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而若想在新业务领域与市场化的对手进行竞争，就需要更加专业和更加灵活的机制，但传统通信运营商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无法适应市场化的竞争环境，这就需要在通信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另辟特区或建立一个新的管理模式来适应新业务的发展要求。
《通信世界》：中国运营商公司化改革能解决目前经营上的某些困境吗？
尚斌：公司化改革将有助于基地像真正的互联网公司一样进行市场化的产品开发和公司运作，对于提高基地的产品竞争力、市场营销能力、完善面向市场的流程机制都有莫大的好处，将有助于解决目前经营上的困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能力的提升非一日之功，要循序渐进，避免形成省公司停止输血和能力无有效提升造成的真空地带，造成现有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的下滑。
于翔：运营商公司化的确有助于打破运营商现有体制掣肘，但目前运营商的公司化改革虽然表面看来很红火，实际操作上步子却还不敢迈得太大，还处于试水和探索阶段，所以能产生多大实际效果目前还很难判断。
谭炎明：公司化改革只是试图在管理机制上给运营商的新业务转型松绑，但是如果公司化改革无法真正做到放权、授权，以及资源的规模投放，无法让真正听到“炮声”的人决策，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机制保障。同时，转型新业务发展往往将面临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如果无法做到与运营商的优势资源协同，并吸引顶尖人才的加盟，转型业务也难以做到绝对的成功。不过，从全球运营经验来看，公司化改革的确是推进运营商战略转型中较正面和积极的步骤。
《通信世界》：目前中国运营商公司化运营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