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一些概念性的名词，如外汇储备、量子基金、对冲基金、索罗斯和东亚各国货币的贬值，此后，中国图书市场买过几十种评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书。但是，从整体看，人们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及外贸的警示看得并不深刻。

    2008年，当美国因次贷引发金融危机后，中国金融界、商界确实惊悸了一下，但随后更多的是观望、联想、担忧和迷惑。巧然的是，中国的房市和股市在同期也出现了始料未然的变动，特别是股市自6000点飞流直下3000点后，竟打破所有人的幻想，直破2000点。中国政府拿出1700亿救市资金，虽然带来了股市几天的反弹，但相对美国7000亿美元（相当于4,7万亿人民币，已接近中国2007年财政收入总量的87%）的救市计划，很难有人相信中国的股市不会再跌入2000点以下。中国经济以及中国的股市与楼市难道真的已经到了与美国、与国际市场的金融危机及经济波动具有关联了吗？中国的经济真的由此标志着已经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了吗？

    我个人的基本判断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是有限的，(其中，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或以美元结算的各种贸易，它们所承受的损失，应有另外一套评估方法，特别是权衡性的评估方法）所谓伤害不过是皮毛之痛，而不会伤筋动骨。之所以如此，应该感谢那些在过去的10年里顶着“自由经济”，顶着“金融国际化而推崇金融股权转让、国有运营大范围开放”压力的保守者们，感谢那些坚决抵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业、银行购并”的顽固派。

    中国开放30年非常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处理好开放与管制”的关系。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对于发达和成熟市场经济的美国而言，其市场管制（监管）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对市场行为特别是超大公司的约束机制也比中国完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次贷危机呢？结论并不难，所有的后台操纵者就是那些筹集了千亿元资本的投机的人。美国自1976年至今，房地产市场经过了三轮波动，每一轮波动之后，房价都会创出新高度，2007年洛城的同等房屋，价格已是1976年的26倍，而最高时则达36倍。近10年，房价伴随美国经济的复苏更是连创新高，尽管美国本土的监管者和相关人士不断地发出警告，但金融领域势不可挡的投机组织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现有的监管和约束能力，这就如同中国股市高达6000点后，几乎所有的机构、基金和大部分散民都豪赌10000点已经不远，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房地产投机行为成为次贷主导后，美国的监管机构到最后也成了吹鼓手，对次贷没有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防范手段。而中国股市、房市疯涨之后，商业银行也同样疯狂地以各种变通方式渗透其中，一是开发大量股票投资型理财产品，二是对信托行业放宽资金供给，甚至在国家要求紧缩银根的时候，诸多商业银行还在变着法地向信托领域注资。而事实上，中国大多数购房者的资金证明都是虚假的，银行甚至指导房贷者如何开据假的资金证明；在信托领域，许多股市的疯狂者押车、押房，试图在6000点以上的高位再博一把。因此，在坐观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照镜子看看自己，中国的房贷几乎全都是次贷。当深圳等地的房贷者出现断供时，大部分商业银行似乎还没有感受到切腹之痛，当雷曼宣布破产的时候，中国的银行界第一个反映是看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能有什么好招躲过此劫，而没有认真的检查一下自身存在的危机会在那一个点突然爆发。。

    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没让中国的金融产业遭受重创，根本原因是中国至今为止坚持不变的“有效开放政策”，不论是欧美的压力还是来自WTO的束缚，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开放一直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监管和控制能力，就绝不轻易减少对重点行业及领域的绝对控制”，回过头来看，被人们谴责多年的垄断行业，诸如电信、电力、金融、铁路、保险、航空、石油等，虽然因垄断和国有独家运营引发了一系列诸如低效、不公平、霸王经营的置疑，但是，当我们认真思考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后，才发现，适度并有节奏、有基础、有控制力、有安全保障的开放，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才是真正可行的开放。

    改革是需要代价的，开放同样需要代价，我并不赞成闭关锁国，也坚决反对不开放，但是，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告诉我们，对于一个跟着别人后面学习市场经济及市场规则的国家，只由先做好防御，才有可能在老师们深陷疾病时把痛苦甩在我们身上。

    即便如此，美国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传统产业和投资市场而言，灾难性的打击仍在所难免。这其中，除了考核中国已拥有的以美元为核算单位的近2万亿外汇储备外，还包括中国持有的7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此外，由于中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整体上已超过60%，东南沿海地区超过100%，因此，国际资本市场和外贸的收缩，已经使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受到近十年来最严重的冲击。但是，传统产业所受到的冲击与国家重点行业受到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今天的传统产业，即便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同样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本一轮的冲击或许恰恰为沿海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施加了动力。关于这一点，我近期在浙江和广东调研时，已看到了黑暗中的光明和明天璀灿的希望。这种希望已预示出另一个结论，即：发达国家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型带来新的机会，关键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