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就华为“辞职门”事件采访了双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梅宇轩（AlexanderMay），以下为访谈详细内容：
FT中文网（“F”）:在中国新《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之际，出现了华为劝员工主动辞职和沃尔玛、LG等公司裁员的消息，在您看来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梅宇轩（“M”）:很明显，许多公司正在重新考量它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我不知道华为的考虑是什么。但解雇一个为公司工作了5年到10年的老员工，本身就已经违背了现有的劳动合同法——所以，华为更可能并不是要解雇这些员工，而是要重新和他们签订劳动协议。毫无疑问，《劳动合同法》生效后，老员工的福利和待遇会有所提高。
F：一般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应对政策的方面，总比外企快一拍。您认为在这个事件上也是这样吗？
M：也许如此。但我认为很多中国民企存在用工不够规范的问题，比如有时对员工待遇不公。相比之下，外企员工通常薪酬更高，待遇也更好。也许民企反应如此灵敏，是因为它们利润率更低的、受政策影响更大的缘故；此外，他们一般和员工订立的是集体合同。而外资关心《劳动合同法》，主要是因为外企雇员工资水平更高——这部法律出台后，在相同条件下，外企的人力资源成本的增长也会更高。所以，外资主要是从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F：这部法律主要保护的是劳动者权益吗？这样对企业是否公平？
M：从不同角度观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对雇主好的法律，也许对雇员并非福音。所以，政府的职能是平衡各个集团之间的利益，而不是取悦所有人。雇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政府要保护弱势群体就很好理解。
对企业来说，一切都是做生意的成本。但这部法律会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不能一概而论。
F：一些民企已经开始担心人力成本的增加会导致“中国制造”价格优势的丧失了？
M：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劳动合同法》只是这些变化中比较小的一个。象其他因素一样，它对预算会有一定影响，公司必须一如既往地吸收成本、保持竞争力。人力资源总监或者公司法律顾问可能认为问题很重大，但对公司来说，要增长就要有雇员。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员工工资只是公司成本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
对公司来说，这部法律有点象一剂中药，喝得时候会有点难受。所以有的企业会赶在新法生效之前支付员工的工资，避免长期合同带来更大的损失。
但中国经济向好，这是无庸置疑的趋势。比较投资环境，印度不是中国的对手，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基础设施方面。即便新法生效，除了中国，你找不到哪儿有这么多不贵的劳动力，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一如既往。
F：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政府出台了这部新劳动法呢？
M：也许这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中国贫富悬殊，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海量资本吞吐其中，有很多有钱人，也有很多人搭不上飞速发展的快车——政府得让这些人不要落后太远，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搞资本主义不容易啊。
从时机来看，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公司口袋里越来越有钱，出台这样一部法律正当其时。
F：按这样的出发点和思路，《劳动合同法》帮不帮得到低收入的劳动者呢？
M：如果雇员们对自己的权利根本不了解，法律也就是空话——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获得书面合同。对低收入群体，他们往往把就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既害怕去询问，又不敢站出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他们太想要那份工作了。他们不喜欢冲突更惧怕成为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