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时代中国运营商的竞争总体呈现非对称：中国移动语音业务无可撼动，竞争对手激烈进攻但收效甚微；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数据业务获得暂时领先，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窗口。在窗口期里，3G较强的运营商为了尽可能获取利润，对流量资费总体采取“撇指定价（skimming pricing）”的策略，流量定价高开而后缓降，流量资费竞争并不激烈。
4G时代中国运营商的竞争格局则迈向均势。一方面，语音业务的加速见顶和边缘化对在语音业务上有重大利益的运营商不利，使得语音业务弱势的运营商在该业务上盈利负担少，反而变成相对优势；另外一方面，中国移动“非常积极的4G”、中国电信“维持3G+积极4G”和中国联通“积极3G+稳健4G”形成均势，三者流量同质化竞争，流量资费定价将从原来的“缓降时代”进入“快降时代”。
基础流量资费由最激进者决定
影响运营商资费设计的因素众多，比较常用的分析方式之一就是考察运营商的实际“基础流量资费”，即去掉补贴因素的普通用户日常向运营商购买的实际流量单价（补贴相当于向名义流量单价打折），较类似于当前中国运营商向用户提供的单独流量包单价的概念，这个价格粗略反映了运营商总流量供给与总流量收入之间的关系。
基础流量资费是一条向右上发展的曲线（横轴流量、纵轴价格），且倾斜度越来越平，即流量包越大单价越低（这是必然的，由流量价值边际递减所约束）。当中国运营商的竞争格局进入均势后，竞争会使得三家运营商的基础流量资费曲线基本一致的，因为3G/4G流量是同质的，所谓流量优劣基本是宣传手段，最后落实到流量曲线，将呈现无人敢高于竞争对手的局面。
对行业来说，最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基本一致的流量单价曲线的高度在何处？因为这个曲线的高度基本决定行业流量业务的盈利水平。很显然，这条曲线是由行业竞争决定的；进一步说，是由三大运营商的市场策略所决定的；更进一步说，是由其中市场策略最激进者所决定的。纵观国际市场，在集中度较低的成熟市场，如近年的美国电信市场，强者可以通过激进把弱者拖垮，行业集中度提升后，强者会重回稳健，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运营商受到股东强大的盈利要求约束；而在集中度较高的欠成熟市场，如2011~2012年的韩国市场，激进会互相传染，竞争白热时运营商互比看谁亏得起，竞争可以无下限，以至于行业利润接近全部打完还无法均衡，直到政府介入才能扭转全输局面。
因此，4G时代的LTE资费设计的核心问题就是行业的基础流量单价曲线的高度问题，即行业在竞争中怎么约束住一个盈利底线的问题。
因此中国运营商未来的主要风险不是太保守而是在竞争中的无底线失控。因为当中国运营商在3张3G网的基础上再建设起3张4G网后，当6张网的容量一起供给时，有没有能力保守已经不是运营商自身意愿的问题了，竞争自然会让运营商不断降价，这点丝毫不用担心；而在竞争中的无底线失控将给运营商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短期透支换来的是长期调整。
资费策略主要源于差异化
在盈利底线约束了基础流量单价曲线的最低位置后，一方面行业需通过竞争不断提高效率，尽量使得基础流量单价曲线真正做到最低；另一方面行业资费创新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到流量销售的差异化上，运营商在差异化上做得越好，在经营上就会越主动，否则只能跟随大势。
对于运营商流量定价设计，差异化可来自分级流量定价（tiered pricing）、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产品绑定（bundles）和双边市场定价（two-sided markets pricing）等。由于前两种机制是行业普遍性问题，属于增强基础流量单价的手段，而不是在运营商间创造差异化的手段，本文将重点谈后两者。
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在资费设计上考虑产品绑定是最能体现出差异化的。中国移动存量用户绝对领先，多用户绑定类资费有优势；中国电信有强大的有线业务，多业务绑定类资费有优势；中国联通的制式最主流，多设备绑定类资费有优势。三者应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充分挖掘特色资费设计，形成各自有定价权的细分市场。
双边市场定价是指运营商应想办法把对用户侧的收费转移到商家侧，以创造新的收费模式。最近AT&T推出的“Sponsored Data”业务就是这种模式，用户观看A网站内容所消耗的流量，由A公司向运营商付费，而用户不必付费。这种模式对运营商具有战略意义，运营商如果固守用户侧收费（在商家侧，也可把商家看成流量用户），“量收剪刀差”和管道化就不可避免，任何转型均只能延缓趋势而不改趋势，除非运营商重回自然垄断。因此，运营商要为解决内在问题创造条件，应该探索把业务模式从“用户侧收费”转向“双边收费”，即使短期内这类创新还不是战略性的，也是创造差异化的战术性手段。经营心态较为开放的运营商如能设计平台，使得商家能向用户输出广告和补贴，并由商家付费，运营商就可以建立类似互联网搜索的盈利模式。
综上所述，4G时代可持续的资费设计应该呈现“流量价格每年下降但有底线，资费创新层出不穷且可无极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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