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美国朋友自纽约而来，造访伦敦。她看到大街上走着的人们将笨重的塑料块举在耳旁，目睹这一怪象的她问道：“他们为什么不用正常的电话？”

此事过去已久，恍若隔世。现在，我的这位朋友已是iPhone不离手，而英国和欧洲相对美国的这一领先优势也已成为历史。如今，移动通信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大多来自硅谷、韩国和中国。

在硅谷的引领下，美国的生态系统超越了欧洲靠监管和标准制定建立起来的早期优势。它雄厚的创新能力与美国电信业的适应能力一起颠覆了格局。

要说欧洲能够捕获到个人电脑向移动设备转型中的全部价值，这从来都不是什么大概率事件。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欧洲表现好一点的话，会产生何等的经济影响。2000年底，诺基亚的市值是2090亿美元，苹果是86亿美元。去年底，诺基亚的市值是143亿美元，苹果是6270亿美元。这是一个8000亿美元的此消彼长。

多项因素促成了这一变化。首先是监管和标准制定。它最初助欧洲占得先机，但渐渐令美国受惠。欧洲之所以早早在移动领域占据优势，是因为欧盟(EU)将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定为运营标准，欧洲各国则将本国牌照颁发给三到四家互相竞争的公司，从而建立起竞争激烈但井然有序的市场。

相比之下，美国颁发的地方移动网络牌照五花八门，并且没有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移动行业在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等先驱的引领下，花费大量时间整合和统一技术，终于建立起秩序。

这样，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2G)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出炉时，美国制定了比较统一的标准。到2011年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4G)面世时，不仅技术标准已经统一为长期演进技术(LTE)系统，而且监管机构还允许资金雄厚的Verizon和AT&T主导美国市场(但监管机构后来没有批准AT&T对T-Mobile美国业务的收购)。

与此同时，欧洲公司却遭到压榨，被迫为3G牌照支付天价。分析师塞勒斯·梅瓦瓦拉(Cyrus Mewawalla)表示：“欧洲政府贪财，剥夺了运营商的资金。”相对严格的欧洲监管令消费者受益，但也让Verizon和AT&T在资金方面占据了优势。

第二，欧洲输掉了平台之战。运营标准之争让位于智能手机软件之争。相继问世的苹果iOS和谷歌Android平台击败了微软的Windows Mobile和诺基亚的塞班(Symbian)。

Enders Analysis分析师贝内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表示，塞班很适合内存、电池和处理器能力有限的设备，但iOS才是未来的理想之选。“塞班所做的各种取舍在2000年时还是合理的，在2007年(iPhone面世时)已变得不合理了。”

第三，硅谷赢了。欧美运营商试图给手机世界围上一道围墙，将其与开放标准和软件隔离开来，但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用iPhone和iOS挫败了它们的努力。它们“圈护”手机内容的企图失败了。

这影响到了摩托罗拉(Motorola)等美国手机厂商和Verizon等美国运营商，对欧洲厂商和运营商的影响也一样深远。但美国在软件和互联网创新方面实力雄厚，有能力利用这种局面。到2009年，iOS和Android已成为手机世界的核心。

所谓的“美国制造”智能手机操作系统——iOS、Android和Windows Phone——的市场份额从2005年的5%跃升至2012年的88%，横扫塞班和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