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以上布局与欧盟标准的目标大体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目标跟我们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方向也是一样的。只是，较之小康社会，智慧城市提出的期待值更高一些。

其实，大城市实现智慧城市是不容易的,小城市相对容易——国外的智慧城市基本上是从小城市或者是城市里的小区起步的。我认为,中国的众多大城市恐怕在2020年都不一定能实现智慧城市。但是，我们强调的是：这一实现即便很难,我们还是得引导管理者、市民参与关心这个城市的建设。

记者：目前我们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存在怎样的问题？

邬贺铨：我们目前更多的关注是硬的方面,对于软的方面,比如治理、参与、管理等,还远远不够。不少城市都建设各类数据库、云中心等,更多的是抓基础设施。智慧城市从基础设施起步建设没有问题,但是停留在这些方面是不够的。我常常说：老百姓感受的智慧才是真的智慧。

其次，智慧城市不能千城一面。每个城市的特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都是不一样的——这需要因地制宜,明确需求。智慧城市的建设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制定规划，分步实施。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学习国外的经验,但不能照搬。我国有不少城市请外国公司帮助做智慧城市的规划,但是坦率地讲,国外没有任何一个智慧城市的试点情况跟中国是一样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上得了天、下不了地”,结合国情市情尤为关键。

第三,智慧城市不能重建设轻管理。智慧城市要求城市的领导者有大智慧，再好的设施没有智慧的管理就不可能体现智慧的服务。现在城市信息资源共享不够,实现信息化便民、惠民的目标不明确,将影响智慧城市能力的发挥。发达国家为了吸引人民参与,尽可能将信息公开化。譬如，美国可以公开航班信息,某一个航班是因为什么原因晚点，旅客可以分析哪个航空公司服务最好、正点率高。老百姓可以积极参与,提出合理的建议。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我国谈了多年了,但实施仍然举步维艰。

记者：目前中国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智慧城市，而国外智慧城市数目之和可能都没有中国多。我国这么大批量地建设智慧城市，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有哪些建议呢？

邬贺铨：我们知道,很多领导都希望在任期内为百姓造福,这是好的出发点。智慧城市会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因此为我们很多城市领导所看中。其中也有人抱着政绩思想建设智慧城市。一般地说,政绩工程不是坏事,至少比没有政绩好,但是如果仅仅是形象工程， 不求实效甚至劳民伤财，不如不做。智慧城市的建设、投资都是逐步的,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效果体现是长远的，不是所有智慧城市的项目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少人觉得，任期内不能有好的业绩，就不愿意去做，或者做的时候没有积极性。众所周知，中国不少城市一下雨就淹。这说明什么？说明只愿意做表面的，比如去修建广场、马路等,不愿意做看不见的,诸如给排水系统。因此，一旦出现灾难,问题便暴露出来了。

我们讲，智慧城市可能会让领导出政绩,但是千万别只看成是政绩,必须要一届一届的政府、领导坚持做下去,才能把智慧城市的效果体现出来。

记者：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技术？

邬贺铨：信息化肯定是智慧城市的一大特征。技术前提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及大数据,将网民化的市民与技术应用进行无缝对接。不仅是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物”的数字化,将数字化的实物信息与虚拟化的网络信息融合,还通过云计算的支撑和对大数据的挖掘,实现城市的智慧升级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