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多级传播模式提高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微博的多级传播模式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加深人们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解，提高认同感。政府、媒体可以掌握这种多级传播模式的路径，主动参与从人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发展过程。政府、媒体可以利用微博发布公众关心的信息。政务微博迅速兴起后，政府部门利用开设的政务微博发布政令、文件、重大新闻等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同时，政府可以利用微博收集民情民意，实现上通下达。
另一方面，裂变传播增强国家意识形态辐射力。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同样可以利用微博裂变性传播的优势来增强其辐射力与影响力。
微博信息传播迅速，更易提高效率，获得价值认同。首先，每条内容不超过140字，编辑发布的时间短。其次，大量粉丝转发，信息传播范围广。例如，网民的非专业行动与公安、官员、媒体力量相互结合，扩大影响。在2011年的“微博打拐”活动中，民间力量与公安、媒体力量自发地相互结合，解救了大量被拐儿童。在这样的活动中，人们从细微处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心，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与温暖，于是在这个大集体中更能找到一种归属感与幸福感。
微博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出新挑战。微博传播在彰显其传播优势，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就目前的现实来看，微博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出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播主体和信息多样化改变媒体环境。微博传播中，各类传播主体和信息良莠不齐，其真实性均难以考证。整个媒体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对重大政治事件发表不同看法，如此一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呈现多样化。再加上微博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用户可以自由地发布信息，无须经过筛选、修改和再编辑。因此，很难拦截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的信息和言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也有机可乘。信息爆炸时代，网民往往对信息缺乏高度的判断与辨别能力，在微群或是“热点话题”讨论中，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甚至形成从众心理。
二是全时性传播使非主流舆论迅速扩张。微博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即时传播、实时传播，呈现的是一种全时性传播。这种传播要求媒体不仅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个别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同时还要作为一个全天候媒体，保证对新闻事件的全程关注。但在一些负面事件中，由于民众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接触的都是负面信息，使得一些非主流舆论极易迅速扩张，从而对国家整体形象造成威胁。
三是自媒体传播导致舆论引导难度加大。在微博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各类话题发表意见。当一个网络舆情事件发生的时候，网络公众往往对该事件存在着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而且很多是不理性的。微博传播背景下政府若封锁消息，主导舆论的权力则会落到“个人媒体”上，最终政府会因丧失公信力而陷入管治危机。自媒体传播环境下，微博导致舆论引导难度加大的一个典型是意见领袖的强大传播能力。微博上意见领袖一般包括各界名人、媒体机构代表、人气较高的普通用户，他们拥有众多的粉丝，发出的微博被转发频率高。个人的碎片化信息，若经过意见领袖的传播则能产生一种强大的聚合力。
微博传播背景下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
微博传播视阈下，信息传播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局面。我们需更敏感、更细致地深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把握微博传播特点，为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做出应有的努力。在实践过程中应创新微博管理方式和编辑规律，把握好“国家——媒体”和“媒体——职业编辑——内容”两个层面的管理，把握微博作为新媒体传播的特殊编辑规律。
创新微博管理方式，注重意识形态引导。微博的管理，应从“国家——媒体”和“媒体——职业编辑——内容”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行。从国家、政府角度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加强政府监管，优化传播环境。通过强化微博认证、培养微博新闻发言人、推荐意见领袖三项具体措施，将加强政府监管与优化传播环境落到实处，切实保证信息源身份的准确性保证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以及信息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