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国内市场持续低迷，加之海外市场研发人员的成本过高，财务一下陷入之前任何TCL高管都不曾预期的“黑洞”，在头四个月，亏损额高达到2亿多港元。这直接诱发了曾经为TCL手机立下汗马功劳的万明坚下课，取而代之的是万明坚大学时代的师兄、曾在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有过工作经历的海归派刘飞。刘飞此前曾是TCL的员工，2002年因为和万明坚理念分歧出走，在TCL原老王道源的资助下创建手机设计企业精诚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达到130人，年收入过亿。
在安排这一人事变动时，李东生首先征询了万明坚的意见，万当即表示同意。李自称，当刘飞开始正式来上班时候，“是我让万明坚离开的。”
身材高大，自称喜欢战略而非细节的刘飞回到TCL后，得到了没有退路的李东生的重用。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2005年到2006年TCL总部进行收权，连续有数位高管离职或退居二线时，刘飞反而得到了李东生的充分授权。尤其是刘飞提出的要拯救TCL通讯两个必备条件——迅速能驾驭局面的管理团队和出色的本土市场成绩——都得到了李东生的高度认同，并放手让刘飞安排管理团队，同意将原设计公司的主力带到TCL。
在来回法国和上海数次考察之后，刘飞给李东生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目前合资公司的治理结构、阿尔卡特的成本构成、供应链情况等。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将此前中外方持股比例为55:45的合资公司变成由TCL通讯的全资附属子公司的方案。此举目的一方面在于加强TCL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来消减成本。
李东生很快同意这个方案，并组成了一个由他自己、集团副总裁严勇和刘飞组成的谈判小组，和阿尔卡特全球副总裁兼移动通信事业部总裁尹天福(EtienneFouques)在香港开始了谈判，双方花了整整三个月，“过程非常困难，经常谈到晚上两三点。”
此过程中，不为外界所知的转折点是，TCL发现最初进行合资时，阿尔卡特提供的各方面数据和后来真实的情况实际有所出入。在谈判时，TCL认为这是造成亏损的一个原因。对此阿尔卡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因此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补偿，再加上阿尔卡特也意识到，如果不进行重组，最终有可能是双输的局面。因而同意只持有TCL通讯的4.8%的股份，同时再度注资2000万欧元现金。由此阿尔卡特从最初的合资方变成了战略投资者，而TCL则能够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经营新公司，尤其是能将两个不同品牌分开运营，而非像明基-西门子那样使用双品牌。
该结果对TCL意义重大，TCL由此可以不用着急短期内在全球范围树立自己的品牌，这为TCL节省了大量的推广费用，同时避免了阿尔卡特工会带来的麻烦——尽管事后小部分法国员工曾罢工表示抗议——尤其和明基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后，因为对德方员工裁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负面效应相比，TCL在此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诟病。这为它开始下一步的计划打好了基础。
“这样的结果完全达到了我最初的预期”，刘飞对《环球企业家》说。
一切围绕供应链
另一个被TCL内部视为关键的步骤是，通过与阿尔卡特的重新谈判，TCL成功的将后者开支最大的研发人员费用转移——阿尔卡特将接受400名员工，此举为TCL节省了大概为6亿人民币左右的费用。而这也被外界普遍视为比明基-西门子的高明之处，因为后者正是因为裁员问题，而引发了德国当地工会的罢工。
但在刘飞眼中，这仍然并非重点。在接管TCL通讯后，刘飞发现实际TCL最核心竞争力——在制造方面拥有低成本优势——并非如同外界想象的那样强大。这一点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后来也都有所发现，因为相较跨国公司可以动用在中国台湾、东南亚、南美等地全球供应链资源，在世界各地寻找最合适的成本，TCL实际只能在中国大陆市场，更准确地说华南珠三角一带拥有相对便宜的原材料和人力。具体到产品层面，实际TCL只是在一些低端机型上可以采购到便宜的零部件，很多高端机型的材料都必须到价格昂贵的欧洲日本市场购买，这样算下来，实际成本并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