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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励理论看电信监管失利
2007年7月19日 14:01    泰尔网    评论()    阅读:
作 者:姜正新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大多采取由政府部门制定电信政策,独立电信监管机构实施监管,公共电信运营商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政府官员可以从国家整体利益的角度考虑来制定政策,比较容易在电信市场上引入实质的竞争;独立监管机构会相应提升市场对电信监管机构公正性的信心,从而促进投资者的资本投入。而在我国,一直由信息产业部作为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制定电信政策并行使电信监管职能。由于信息产业部具有市场监管和企业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加之中国的电信监管人员和企业人员都是从过去的邮电部系统分离出来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失去了电信市场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客观上监管部门与企业的利益关系造成了信息产业部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与其委托人(国家和公民)利益的不一致,产生政府的委托-代理问题。监管部门可以按照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办事,行机会主义行为并不受惩罚。这是中国电信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又一个特色。此外,还有法律不健全、社会诚信度低以及不良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才刚刚起步,电信市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和培育,而不是自发形成的市场,遵法、合作、有序、诚信、公平,这些市场竞争理念或规范还没有深入人心,此时监管部门的作用尤其突出。然而,在这些方面又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国外电信业大多是先立法、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改革。我国由于是改革超前立法,必然导致竞争规则不完善,监管部门以法行政的权威性受到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的颁布虽然对促进我国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日渐凸显。社会诚信度低的问题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一些企业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一边签署规范市场协议,一边继续违反规定的做法;一些企业领导为了自身的政绩,不顾一切地采取种种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手段。特别是我国的私人关系、人情文化在监管中起着消极作用。

    2.电信监管机构作为国家(全民)代理人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信息产业部将政府和监管两部门职责集于一身,特别是政府的操作透明度不够,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国家和公民对代理人的行为细节很不了解或保持着“理性的无知”,且有缺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机制和途径,这是产生政府监管失灵和官员不规范行为的重要原因。

    另外,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薪酬扭曲加重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性。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监管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可以向监管工作人员支付较高的薪酬。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期,一般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相对较低。因此,一方面监管机构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很容易造成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腐败。特别是我国电信业改革以来,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进一步形成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心理不平衡,一些地方出现了在市场监管执法时谋取利益和吃了原告吃被告的现象。这些问题导致监管机构个别工作人员的败德行为,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一些地方的监管机构不是依法执行市场监管职能,而是在运营商之间进行调和,哪家都不想去得罪,甚至有的人员设法给自己留条后路。个别的监管人员出于朋友和人情关系,甚至怂恿和支持个别企业搞不正当竞争。

    3.企业经理的委托-代理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电信运营商一般是私营或是按市场原则运作的。他们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决定,而不必考虑因政府所有权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特别是企业的产权十分明晰,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考核机制比较完善,信息体系比较健全,企业管理者必须追求对公司发展最有利的目标,否则将受到惩罚。与之相比,我国电信运营商刚刚从政府中分离出来,在目前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下,所有者代表责任不落实,监督管理体制不完善,信息渠道不健全等是产生企业经理人委托-代理问题的土壤和环境。在目前的体制下,电信运营企业的经营者由上级任命决定,其潜在的弊端是决策者可能只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资产负责,他们可以不追求对企业最有利的目标,企业的利益与其本人也没有太大关系,因此,许多经营者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业绩和管理团队成员的利益,一些企业为了眼前利益而不惜放弃企业长期的利益。

    委托-代理问题的表现还与企业主要领导的品格相关,甚至与其年龄相关。他们表面看似为企业目标工作,实质是为个人目标在努力。他们往往忙于他们自己觉得惬意的活动,而不是忙于促进企业目标的活动,这些经常导致很高的组织成本,经理和员工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计划,开展各式各样的项目,其中有些占用大量时间、资金却对赢利做不出贡献。然而外部人包括企业所有者却不知道哪些成本是必需的,哪些成本是多余的。有的企业为了实现某种目标,有意加大成本减少赢利。有的为了体现个人的业绩,不惜牺牲企业的长远利益搞政治任务、帽子工程,有的用企业巨资换取吆喝,有的为了能够获取工资和奖金做假帐和虚报冒领,有的在设备供应商的鼓动下不经周密论证盲目上项目,如智能公话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损失资金几千万,有的企业领导为了退休后能够在地方人大或政协得到个位置,不惜重金为政府部门搞名目繁多的与企业发展没有关系的赞助等。

[1]  [2]  [3]  编 辑:董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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