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补偿方案
“新劳动法”即将实施背景下的大范围人事变革，华为并不是第一家。央视的大规模裁员早已走在前面，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半数针对中国员工的“无原则解雇”裁员通告紧随其后。不过按照提供给员工的补偿额度排序，华为绝对排在第一位。
“沃尔玛的裁员是公司发展到一个瓶颈，面临困境，员工过剩，但华为完全不同”，在专业财经记者程东升看来，华为处于“非常好的发展时期，现金流非常充裕”。程东升凭借《华为真相》等书，树立起自己对华为的专业分析地位。华为的内部通报有更具体描述:“行业洗牌和友商重整”给华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预计今年销售额将突破160亿美元”，“海外市场可望达到公司销售额的80%”，“产粮区开始从发展中国家覆盖到发达国家”。这或许正是华为能提供丰厚补偿的底气所在——据媒体估算，这次“集体辞职”的赔偿总额将高达10亿元。
对于赔偿，华为的说法似乎财大气粗:“即将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有两个限制:一是补偿的年限不能超过12个月;二是高工资者，计算的每月工资标准，要以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封顶。由于没有这两个限制，我们的补偿方案要优厚于劳动合同法的标准。”具体赔偿方案辗转从华为内部人员那里流传出来，这份被称为“N＋1”的方案，有一个计算方式:(N+1)×员工月补偿工资标准(税前)，其中“N”为员工在华为连续工作的年限。“月补偿工资标准”不仅是员工的月标准工资，还包括员工上年度奖金月均摊值，此外还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
按照这个方案，华为的“变法”需要支付的成本，至少从数字计算上，并非简单地降低人力资源成本，至少从表象上，“从反方向实践了‘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新劳动法”的立法起点，就是倾向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以法律约束来强制调整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对于一般的企业，意味着低人力成本时代的结束。但“华为不是一般企业”，程东升提醒记者注意，这家1988年成立的民营企业，高速运转过程中，一直走“高薪”路线。用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就是“高效率、高工资、高压力”的“三高”企业，“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很简单的例子，知道“华为”这个名字的人很多，但细问起来，相信电信产业之外的人，九成以上完全不清楚这家高科技企业的具体经营项目，华为被许许多多不了解它的人记住并传播的原因很简单，和那些知名外企一样，是“一家高薪企业”。
“以物质文明来巩固精神文明，以一种机制来促使他们主观上为提高生存质量，客观上是促进革命，充分发挥他们贡献的积极性。”这是任正非的强调。1997年，华为从深圳坂田购买了将近2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建设生产基地，包括生产中心、研究中心、员工宿舍等一系列配套设施，还有豪华而备受争议的行政中心。在一位华为前任海外市场高层的回忆里，这个现代化的生产基地，曾深刻震撼过他们的外国客户:“坦率地讲，我们一行之前非常希望见到一座‘电信血汗工厂’——那场景或许是在烈日下炙烤的一排混凝土建筑，其间装满围着印刷电路板忙碌的未成年劳工，一天工作18个小时，只有上厕所才能得到片刻休息。”
华为确实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形象，位于深圳的华为坂田基地，已经成为外交部、商务部以及广东省与深圳市政府接待外宾的必经景点。华为曾强调，华为与中国绝大多数出口型生产性企业的根本差别在于，“华为不是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来赢取国际订单和外汇”。程东升对此做过细致描述:“技术研究及开发人员46%，市场销售和服务人员33%，管理及其他人员9%，生产人员12%”，“两头的研发和营销力量特别强大”——这是不到20年的时间，华为从1988年那个注册资本金2万元、没有背景、没有名气的小企业脱胎换骨的重要原因之一。
程东升仔细梳理过华为的大规模人才招聘计划，从1998年开始，“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主要媒体上大做广告，在著名高校里召开招聘专场，重金招揽各路高手”。1998年的第一次大规模招聘，华为曾与竞争对手中兴通讯在清华校园里上演过一场针锋相对的“招聘战”，凭借“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华为胜出。这一年“华为从全国招聘了800多名毕业生”。此后每年都有大量知名高校毕业生进入华为——“1999年，招聘2000名大学毕业生”，“2000年，招聘4000名毕业生”。2001年更是制造了一个轰动顶点，这一年，华为“挨个到全国著名高校招聘最优秀学生”，据说还口出狂言，“工科硕士研究生全要，本科的前十名也全要”。这一轮的华为合同招聘了7000多人，最后实际招聘了5000多人。借助这次被称为“万人大招聘”的全国最大规模的招聘，华为声名鹊起。这些学生在培训后，有80%以上充实到了研发岗位。累计下来，按照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平均每年招聘大约3000人”。根据辞职风波之际的华为内部通报统计，“目前华为员工总数已经超过7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