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008年电信业重组是失败的，也有人说是成功的。这个问题很难用“是”或者“否”来回答。重组后中国移动每年的净利润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和的数倍，从这点来看，中国移动一家独大局面未变。但在3G用户发展上，三家运营商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形成了一种平衡。现在4G时代已经开启，对于三家运营商和整个通信业来说，原有的平衡状态必将被打破。从三家运营商角度来说，变局的因素不少：现在发的只是TD-LTE牌照，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青睐的FDD牌照何时发，这很大程度影响着三家运营商在4G竞争上的格局;放眼国际，TD-LTE到底能有多少追随者，是否有重量级国际运营商的加入，对整个TD-LTE产业链的影响至关重要，决定了是否能摆脱TD-SCDMA那般尴尬局面。

从整个通信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说，4G上马后，逼迫运营商在流量经营的盈利模式上进行探索，打破流量剪刀差成为命题作文。如果能探索成功，对于整个通信业来说，将使持续了近百年的语音经营模式过渡到数据经营模式，这是变局、挑战，也是通信业发展的转机。

环境

4G已经发牌，开启了我国通信业的新时代。4G的发牌，有国内大背景因素，也有国际大环境因素，无论是从促进信息消费的角度出发，还是从FDD、TD-LTE两强相争的角度看待，晚发不如早发，所幸工信部没有“食言”。

政策环境：信息消费被寄以厚望 4G担重任

历史总是相似的，在3G发牌和4G发牌的背后，有着相类似的背景。

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2013年两会期间，“揭秘”了3G发牌的内幕。2008年12月25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给李毅中打来电话，说3G牌照要马上发。按照原计划，3G牌照是在2009年两会后发。3G牌照的提前发放属于应对当时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李毅中回顾的时候称，三家电信运营商拿出2000亿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拉动6000亿的投入，这对应对危机能起重大作用。

时间的车轮行至2013年，我国经济面临着外部市场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但是汽车、房地产等以往消费热点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已处于下滑或发展困难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必须找到引领消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新动力，这种背景下，1元消费能拉动3.38元内需而且能降低能耗、物耗的信息消费被寄以厚望。

4G则被认为是促进信息消费的重要手段，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工信部部长苗圩曾在多个场合表示“2013年内发放4G牌照”，同时“促进信息消费，拉动国内有效需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从中长期而言，4G牌照发放将带来信息消费加速的拐点。”齐鲁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信息消费主要包括终端消费、内容消费和信息服务，4G网络升级势必导致智能终端换机周期缩短。

由于受到移动带宽的限制，中国高带宽移动应用市场发展缓慢。随着4G业务正式商用，理论上可以为用户提供高达100Mbps的下载速率，可以有效突破带宽的限制，从而为中国高带宽移动应用市场的发展奠定基础。

4G发牌将拉动整个LTE产业链和千亿级投资，起到的间接投资促进作用更是不可估量，而且会促进国内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也会促进传统产业的发展。

产业链环境：手机厂商热情涌动 芯片仍是短期短板

此前中国移动在一些地方招募友好用户进行4G体验时，TD-LTE终端仍然以上网卡、MiFi、CPE等设备为主，手机终端仍处于缺乏状态，这被认为是TD-LTE相对于FDD的最大短板之一。国内4G牌照发放后，这一问题仍不能一朝一夕间解决。

4G发牌后，中国移动旋即和苹果达成合作，苹果手机将支持中国移动的3G和4G网络，三星、索尼等也第一时间发布了新品，国内厂商也推出一些4G手机。但4G手机的种类仍不能称作丰富，中国移动2013年底前具备销售能力的4G手机终端在10到20款之间，而且，这些手机均价格不菲，其中4000元以上的高端机有不少款。

手机中国联盟秘书长王艳辉向记者表示，说到底，手机产业的更新是由芯片厂商所推动的。从目前来看，除了高通等少数几个芯片厂商已经可以提供4G手机的解决方案，其他像联发科、展讯等传统芯片巨头厂商都还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所以，他认为“至少要到2014年下半年，这些4G的产业链才会趋向成熟。由于芯片厂商还没准备好，因此4G手机本身的性价比也就不可能那么快显现出来。”

这与此前中国移动坚持“五模十频”的硬指标有一定关系，至4G发牌前，能够提供“五模十频”芯片的厂商并不多，其中高通独占8成份额。而供应商少，芯片价格居高，这导致4G手机选择面小，价格较为昂贵。如果要符合“五模十频”，仍有不少手机厂商担心要向高通缴纳专利费。

中国移动在近期发布的2014年《TD定制终端产品白皮书》称，明年欲销售1亿部4G终端，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移动必须继续扩大4G手机品类，增加4G千元智能机等的比例。在此背景下，有迹象显示中国移动对 “五模十频”的硬要求有所放松，据称2014年初会引入“三模”产品。业界认为这是降低门槛，让更多芯片厂商参与进来。

除了中国移动，近期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与终端厂商的合作也比此前更为密集。据称，中国电信的4G终端将能兼容TD-LTE/FDD、CDMA2000和GSM，是真正的“全模全频”，中国电信2014年4G手机销售目标是2000万部。

现在，各手机厂家已纷纷表露出在4G手机上的雄心壮志。vivo智能手机战略规划部相关人士向《IT时报》记者表示，“原来，我们的计划是在2014年6月份全面启动4G手机切换，但现在看来，至少要提前一个季度。我们会在今年春节前将主力产品都切换至4G，到明年春节，我们的产品线95%以上将全都是4G产品。”

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厂家在4G手机上的抢占先机的心态。比如酷派已经一口气推出了涵盖高中低端的多款4G机型;中兴表示明年将推自主4G芯片手机，在4G手机方面，预计将占其国内总出货量的30%，中兴通讯将在2014年把70%的研发资源投入到LTE产品研发中;华为终端方面则希望自己在4G时代能“实现弯道超车”。

国际环境：LTE-A刚露头角 5G又呼之欲出

3G时代，TD-SCDMA虽然是国际标准，但是因为自身成熟度原因，致使起步太晚，使得在国际上毫无发言权，完全被WCDMA和CDMA2000压住风头。

现在在国际上，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4G LTE已经商用了三年左右时间。这也是促使国内4G，尤其TD-LTE的发牌尽早地提前，否则再拖沓下去，TD-LTE有可能重蹈TD-SCDMA的覆辙。

美国是目前国际上4G覆盖最广、用户最多的国家。目前美国共有十余家4G运营商，其中包括四大主流运营商：Verizon、AT&T、Sprint、T-Mobile。

Verizon被视为全球4G运营商的样板，现在国际上不少运营商都在汲取Verizon在4G上的发展策略。Verizon对于发展LTE非常专注，早些年就投入巨资购买了优质频谱，在4G网络建设大干快上，而不是“小步慢跑”，在4G资费定价上，用比3G更优惠的资费吸引用户转向4G。在国内，中国电信和Verizon背景相似，都是CDMA网络运营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电信在4G运作上也是以Verizon作为对标。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韩国，短短两三年时间，韩国的4G发展呈现出全面替代3G之势，2013年底，韩国LTE用户比重已经突破50%，预计2015年韩国LTE用户比重将达到91.6%。就是4G LTE发展如火如荼之时，韩国的三家主流运营商SK、KT和LG U+又不约而同地推出LTE-A的商用服务，LTE-A网络下载速度最高可达到150Mbps，比LTE高出50%。韩国通信技术的升级换代颇令人吃惊，据韩媒报道，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正在制定“5G移动通信促进战略”，在2015年之前实现pre-5G技术，在2018年尝试提供5G服务，2020年5G服务将正式商用。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表示，将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共同进行研究开发，使5G通信技术尽早达到国际化标准。

纵观国际风云变化，国内4G商用的节奏需要加快步伐跟进，也应该思考，投资和技术升级换代越来越频繁之间的平衡关系。

变局

4G发牌只是开始，未来还有很多因素影响到国内4G发展的前景和市场格局：4G资费该如何定价?高了，消费者不乐意，4G发展进程自然缓慢，低了，运营商的利益又该如何保证;FDD牌照何时发?发牌过晚，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不乐意，会让电信市场失衡。FDD发牌过早，TD-LTE的抢跑就显得没有意义，保护国产4G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变局一：4G资费高低影响用户接受度

当前将4G商用的国内运营商只有中国移动。不过其资费面世后就引起消费者对“高价”的质疑。

近期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只计算4G流量业务，有流量限制的美国运营商Verizon的4G网络套餐最贵资费大约相当于每GB流量30美元。而在国内最便宜的广东移动4G资费相当于每GB流量53.3元人民币。再按照4G资费在月平均工资中的占比来算，则占国内城镇单位在岗人员月平均工资的1.5%，却只占美国人月平均工资的0.79%。于是得出“中国的4G套餐资费几乎比美国贵一倍”之结论。

记者采访业界专家认为，这种谈收入支出比的计算方法，缺乏考虑两国宏观环境、4G发展阶段、套餐内容等的综合状况，得出的结论非常不严谨。4G资费仍应以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者日后的接受度来判断。

但在众多普通消费者看来，目前对4G资费的感知仍是偏贵。工信部近期也表态称，当前4G资费确实偏高，4G业务应实行市场调节价。

电信业专家陈志刚认为，市场竞争导致4G价格下降是当然的趋势，不过当前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4G业务还未正式商用，因此当前时间节点上，中国移动的4G套餐属稀缺资源，所以不太会一开始就定价太低：“当前采用的定价，主要功能是筛选用户，让那部分愿意‘尝鲜’、本身可贡献更多收入的用户群先建立起来。”

至于何时会引发较明显的4G资费下降，他认为2014年也未必会形成太明显的变动。因为按照工信部“2014年底4G用户有望达到3000万”的预期，届时国内4G用户的总量仍然偏小：“运营商为4G投入了几千亿，在这样的用户量级别，资费下降不会太狠。”他认为，明显拉动4G资费价格杠杆的时间点至少在三大运营商的网络能覆盖全国一半以上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基础上。

变局二：套餐设计考验运营商智慧

用户的抱怨，还是起到了作用。近期中国移动的省公司在最初的4G资费基础上，作出了一些不同的调整动作。例如北京移动采取了加赠流量的做法，用户办理128元的套餐，每月可使用的数据流量达1.6G，另外首月加赠500M。陈志刚认为这确是“变相下调”，主要原因是用户从心理上对4G流量的消耗速度没有把握，通过加赠以打消其心理顾虑。

而广东移动则采取了 “双封顶”策略，在达到封顶值时，广东移动将自动实施流量保护措施，超出的流量不收取任何费用，在用户上网费用达到500元(或流量达到15G)的封顶值等多个节点，广东移动都会通过短信定期进行提醒。

对此问题，野村综研(上海)电信行业研究副总监陶旭骏表示，“天价流量费”是在3G时代就曾出现的问题。而广东移动的这些举措沿袭了其在中国移动的省公司中带有灵活风气的特点。

陶旭骏认为这种模式借鉴了日本运营商的模式，在4G时代表现出比3G时代更多的灵活性。日本运营商在最新的4G资费策略上，从以往流量不封顶、资费封顶的形态上，朝流量封顶、超过部分降速到3G的方式来制定，这样避免了无限制流量带来的网络质量下降、ARPU值无法提升等问题。

据日本运营商的估计，最终4G业务有望使数据流量的增长达到10~18倍。但总体的价格却不可能呈同比增长。从国外运营商的做法来看，鼓励顾客选择流量含量较高的高档套餐，使单价水平下降，是一种常见方式。当前日本运营商如NTT Docomo的4G套餐流量部分基本按照5~7 G来提供，总体上价格则没有比3G提高太多。4G时代，从国外运营商的做法来看，鼓励顾客选择流量含量较高的高档套餐，而流量的单价水平下降，是比较常见的。

4G市场竞争时，运营商必须让用户用上比3G时代“更放心”的套餐。在套餐设计方面如何兼顾投资回报和市场拓展，比3G时代更考验着运营商的智慧。

变局三：FDD牌照发放时间成谜 三家运营商暗自备战

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发放了TD-LTE 4G牌照，这实际上仅对中国移动有利。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期盼的FDD牌照何时会发，工信部并未明确表态，只笼统表示：“将在条件成熟后，发放FDD牌照。”这为今后4G市场格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倾向于采用TD-LTE和FDD的融合组网方式(以FDD为主)。而这种FDD和TD-LTE混合组网的方式，在齐鲁证券看来，将带来网络管理、网络切换、配合兼容等问题，这势必会提升运营商的运营成本，降低经营效率。齐鲁证券表示“担忧”：“如果2014年FDD牌照延迟发放，有可能导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4G投资进程不达预期。”

无论是联通还是电信，如果坐等FDD发牌，那么很可能延误或失去4G市场，重蹈中移动3G覆辙;如果冒险调整战略，押注TD，将背负沉重的成本压力和建设周期。

FDD牌照到底何时会发?“如果FDD发牌过晚，会打破目前国内移动通信市场的平衡，导致中国移动重新一家独大的局面。”业内专家程德杰说。

“至少留半年时间给TD-LTE然后再发FDD，不然先发TD-LTE没有意义。”陶旭骏预计，FDD发牌在2014年下半年，“给TD-LTE产业链留足窗口时间，但也不会给太多时间，TD-LTE产业链成熟至少要3年时间。”

程德杰根据目前形势预计，FDD可能在TD-LTE发牌后1年左右发牌，“最早不超过半年，最晚不超两年。”

具体到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两家运营商，其受FDD牌照发放时间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联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按照规划，中国联通希望将WCDMA全网升级到42Mbps，也就是全网引入DC-HSPA。DC-HSPA是3G WCDMA的升级技术，在用户体验上接近4G，这被视作是联通的挡箭牌。

但是中国联通也应该警惕，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危险性。三年前，Verizon大规模部署4G网络时，AT&T和T-Mobile亦未及时跟进，而是将3G网络升级至DC-HSPA+42Mbps，并将HSPA+采用混淆概念的方式称为4G。但最终因用户体验不佳而造成用户份额快速下降，如今Verizon市场份额约为34%，AT&T和T-Mobile则约为27%和12%。

中国移动也面临挑战，目前在全球商用的LTE网络中，TD-LTE网络占极少数，如何尽快推进TD-LTE的国际化进程，壮大整个产业链的实力，是中国移动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后三中全会的转机

未来数年，通信业可能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态势?这不仅和4G有关，也和2013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

运营商要过一段时间苦日子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提及：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

2008年国资委开始向央企征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缴红利的比例起初定为5%、10%两档。后来比例均提升了5个百分点。未来要提升到30%的上缴比例，对于目前盈利能力下滑的运营商来说，是个大考验。

红利上缴比例提升的影响不会那么快发生，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影响则是尽在眼前。电信业很可能从2014年4月开始被纳入到“营改增”试点，如果采用11%的税率，三大运营商的利润将大幅下降，税负明显上升。而且“营改增”后涉及抵扣环节计征复杂，对运营商的财务管理水平以及经营运作模式都将是重大考验。

以上只是外部影响因素。对于运营商来说，2014年通信业投资超过3500亿元，其中4G投资达到1000亿元。这会使得运营商的资本开始大大增加，最近两年的日子会过得紧巴巴。即使是投资最少的中国联通，2014年的4G投资也在百亿元左右，而根据其2013年前三季度财报显示，净利润只有27.8亿元，盈利和资本开支增加之间的差距明显。4G必然会使三家运营商在财报数据上变得难看。

数据流量盈利模式将成运营商主选

业界专家认为，盈利模式从语音传统业务向数据流量迁移，将是运营商在4G时代的主要选择。当前语音业务收入下降已是全球运营商共同面临的问题，必须用流量收入进行补充。

对于流量需求的认知问题，在某网站关于中国移动4G流量套餐够不够用的调查中，有约55.5%的网友表示“不适用，我不需要那么多流量”，但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4G业务发展经验来看，4G带来数据流量的提升是显著的。

如何做好流量的精细运营?对运营商来说要细细考量。4G时代流量单价下降或成为趋势，单纯“卖”流量模式已被国外一些运营商证明不可行，这对国内运营商提出更高要求。4G的优越性将体现在丰富的应用和增值服务上。

陈志刚认为，带动国内4G流量的主要应用是否像韩国那样是高清视频还不好说，但预估后向付费的业务会多一些。他认为4G时代运营商和OTT的合作形态更开放，是一种趋势，例如一些互联网公司或会向运营商购买4G流量，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而运营商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或会诞生更多差异化。

真正的均衡局面或会来临

业内专家程德杰认为，在4G时代，运营商之间的数据业务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三分天下的格局将真正形成。

在3G时代，三家运营商在移动用户新增市场上基本打成了平手。但是从营业收入，尤其是净利润的绝对值上来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远不及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在2G时代奠定了自己的王者地位，即使在3G时代拿了一手“烂牌”，仍能凭借其之前发展来的庞大用户群，从语音业务上获得巨额利润。语音业务撑起了中国移动的一片天，是现金奶牛。

不过在3G时代，OTT业务开始对中国移动的传统业务冲击巨大，去年上半年以来，中国移动语音收入增长明显放缓。而在4G时代开启后，移动终端上网更快，OTT业务对传统语音和短信业务的侵蚀、冲击作用会比3G时代更加明显。在这种大势下，语音和短信收入对中国移动的收入贡献会明显下降，而其庞大的GSM网络或许会成为累赘，这使得中国移动的用户规模优势将不再显著。如果说，以前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之间是大块头和小个子之间的较量，那么在4G时代，竞争会是同等体量级的，谁的具有大流量移动数据消费习惯的移动宽带用户规模更大，谁的胜出可能性就更高。

程德杰认为，也许中国移动凭借TD-LTE的先发优势，仍能够继续领先，但其目前在电信市场上收入和利润的压倒性优势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