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正处在重大转型期的中国电信来说，怎一个“忙”字了得。他身上纠结着知识分子和企业技术领导两种状态的矛盾。是学者就该用准确度和先进性把握、驾驭世界前端技术，而企业总工的身份又要求他面对现实和市场需求、谨慎做出技术决策。如今他仍然要求自己至少能看到并把握住未来的三到五年的变化趋势和节奏，并告诫中国电信研究院的年轻人们，要在变与不变中求得发展，要学会转型。
因为一门心思钻研技术，享受学习，他与邬贺铨院士一起，曾被原信产部的一帮同事们称作两块“白薯”（湖北话，意为“只知道干活的可爱傻瓜”）之一。他的直言不讳也让业界人士认识到他的可爱。2007年在推动“光进铜退”的呼吁中，他几次在公开场合指出光纤还没有面条的价格高；在全业务经营转型、呼吁尽快给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通信牌照的时候，他笑说，我从2002年等到现在，都退休的年龄了，还没见到这种方案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