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尽管各级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都“期待”社会资本能够在医改中“发挥更大作用”，但实际运作中，社会资本能做到的还很有限。
地方上很早就开始了吸收社会资本进入公立医院的探索。2007年，青岛市卫生局副局长魏仁敏就明确表示：“青岛鼓励公立医院积极利用当前资本市场活跃的社会资本来促进自身发展，并正起草管理办法。”
2010年10月，成都也开展了类似的探索。成都市政府放宽了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准入范围。明确社会资本可自主申请举办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联合、托管、兼并、购买等方式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最难以绕过的槛就是公益性问题。魏仁敏清醒的意识到：“资本的目标是要获取利润的。社会资本投资可能导致趋利性倾向，不利于医院的公益化目标。这是当前所有反对引入社会资本的最主要原因。”
另外，人员和规模问题也牵制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长期以来的事业单位身份令医护人员不愿放弃，而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对病床、设备采购等方面的严格审批又制约着民营医院的发展。
审批直接与医保资金的给付挂钩。以病床数为例，3000张病床就意味着可能每天有3000个病人能够获得远高于门诊额度的住院医保报销。大型诊疗设备的使用亦是如此。卫生部门不得不从源头严控，防止老百姓的救命钱流失。
严控的结果就是民营医院的弱势。一直有种说法是：“公立医院是卫生部门的亲儿子。”在无法完全放开的情况下，“亲儿子”显然要比外来客更受优待。这种优待的借口，几乎都是“保障公益性”。
而台湾长庚医院行政中心主任龚文华并不认同这一点，他表示：“所谓公益性，就是公众受益。社会资本进入如果不伤害公众利益，而且使更多公众受益，那就是公益性。”
基于这一信条，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从1997年开始就在大陆厦门、福州及北京等地筹设医院，直到2008年5月，王永庆去世之前半年，才仅有厦门长庚医院一家开始营运。由于当时政策所限，厦门长庚医院只能注册为营利性医院，与其在台湾坚守的非营利性信条背道而驰。
所幸在此轮医改中，政策很快做出了调整。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明确规定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可以自主选择举办营利性医院或非营利性医院，“鼓励社会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这一意见从政策上明确认可了非公立医院的国民地位，全国各省市积极响应。这一股春风能否吹透冰封太久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事业，有待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