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低价格曾经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所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低价格的生产要素环境中随时都有新的角色产生，中国的这一优势不可能成为一劳永逸的“杀手锏”。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也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转型，实现技术和品牌的提升，以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但是这种跨越是建立在过去60年的积累之上，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过去60年中国创新的历史做一简要回顾，从而给中国创造贴上一个创造历史的新标签。
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可称之为中国创新的第一个阶段，也可称之为全面封闭时期的自我创新。该阶段基本上是举全国之力而创万世之新，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其中，以军事创新为特色，两弹一星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改革开放30年可称之为中国创新的第二个阶段，也可称之为全面引进时期的创新。在该阶段，诞生了数万家能够生产出符合全球标准产品的工厂和企业。同时，也打造出诸如华为、中兴、海尔、联想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该阶段的创新主体是私有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其中，中国制造就是在该阶段创新的成果。不管当前对中国制造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中国创新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是中国创造的基石。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新的起点，中国迎来了第三个创新阶段，也就是中国创造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以30年为一个阶段，那么和之前粗放式的时间划分不同，我们将中国创造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此来分解中国创造所将要经历的过程。
第一阶段（2009-2019）： 二次创新
在这个阶段，中国创造在绝大部分领域仍然是站在别人肩膀上的二次创新。所不同的是，中国在制造符合全球标准产品的同时，更多地加入了中国元素。以手机为例，在短时期内，中国手机制造企业仍然要采用别人的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部件，但是中国企业可以在设计上、应用上突出更多中国元素，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比如在移动通信领域，2G，3G核心技术基本上都是欧美企业掌握，但华为、中兴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二次创新。许多以硬件为主的产品必须不断加强软实力的创新，以软硬结合的思路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该阶段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将会越来越多。转变产业结构，并不是要放弃那些领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不可能像美国、英国一般，淘汰某些所谓的高能耗或者低附加值产业，而是必须在各个领域持续发展。但和中国制造时期不同，单纯的低成本制造以获取低利润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在品牌上下功夫，以获取较高利润和市场话语权。比如在欧洲，某中国成衣代工企业推出的“上海滩”品牌因为价格比欧洲名牌低但质量却没有差别，设计也丝毫不比欧洲名牌差，因此在短短两年时间迅速获得欧洲用户的青睐，利润大幅度提升。品牌是中国创造必须要突破的第一个难点。
第二阶段（2019-2029）： 并发式创新
在这个阶段，中国企业在部分技术领域已经有足够的话语权，或者说在某些产品中，中国企业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国际企业所掌握的核心技术能够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互换。另外一些领域由于进行自主创新，可以完全摆脱国际企业在专利等领域的制约，可以生产出同等水平甚至更高水平的产品来进行替代型竞争。比如在高速铁路领域，这一阶段中国高铁将真正在全球领域获得大发展，这要归功于中国高铁自主创新并大胆投入本国实践的决策。
同样是通信领域的例子，在4G，中国企业获得的专利技术将比3G有很大的突破，这样就可以很好地和国外竞争对手进行专利互换，从而可以进一步获得市场话语权和主导权，那么在4G时期，华为、中兴的机会就要比3G时期还要大。
合作式创新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上，中国企业的参与力度将会更大。以前的创新其实都是在别人制定好的标准上进行的二次创新，含金量已经大大降低。而在第二阶段，不光是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标准将更多，甚至中国标准可能就是全球标准。
第三阶段（2029-2039）：超越式创新
说到超越式创新，是很多爱国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要做到全面超越，目前看是一个很不现实的问题。因为我国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他们还早已有了很好的创新体制和创新环境，而我们还在摸索如何建立一个很好的创新体制，还在呼吁保护创新。在创新基础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得还很差。因此，现在谈超越式创新为时尚早。但我们不能没有这样的想法，想要真正达到这样的阶段，就必须从现阶段开始，把基础工作做好。
比如建立行之有效的企业创新机制，保护和重视创新成果，加大基础研究和投入，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步伐等。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许多ICT领域的代表都提出了如何保护创新、如何提升中国创新的议题，可见走中国创造的新路已经深入人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大胆改革，为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