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位于金融街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大厦中“技术咨询委员会主任”这扇门，迎面见到中国移动通信建设事业的开路先锋、刚刚卸任的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技术掌门人——李默芳。在中国移动集团内部，李默芳被亲切地称为“默芳总”，尽管已经从总工程师任上退休，但是丝毫不见她有些许清闲，不论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会议还是中国移动内部的高层决策研究，仍然活跃着她的身影。
李默芳1945年生于延安，1964年考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1969年毕业分配到兰州军区通讯总站，1976年从部队转业后在原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工作近20年，后来调任信产部移动局总工程师，最后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任总工程师。扎实的基本功、敏锐的洞察力、宽厚的品格、创新的意识、严谨的学风使她在中国通信建设事业中得以游刃有余、大展拳脚，她为中国移动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
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通信世界》走近李默芳，聆听她对于中国通信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出回顾、思考和展望。
四大举措推动通信产业巨变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推动了变革的产生。1978年我们开始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从“拨乱反正”开始，本着实事求是的理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以经济建设为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有四点推动了通信产业的巨大变革。
第一，通信的发展离不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通信服务提出了急切的要求。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政府提出吸引外资。很多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商，最关注的投资条件之一，就是当地通信服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那时候我们连自动电话都很少，但是外商要求在全球进行国际通信。如果当地的通信服务不发展，外商与外界无法联系，他们便不敢到这里来投资。所以通信建设必须先行。一个行业的发展固然与本行业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倾斜密不可分，但首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有相应的市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为通信服务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从那时起，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通信建设有所谓“过剩”现象，从来都是实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测，翻多少番都跟不上市场需求的膨胀式发展，而这样大的市场需求必然会促进整个产业的科研、制造、运营等环节协同发展。
第二，国家的政策。在中国，一个行业是否能够健康、快速地发展跟国家政策的支持密切相关。中国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首先有赖于改革开放后历届政府做出的正确和良好的政策，比如初装费政策，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以五年为周期开始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发展计划。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铁路、电力等事业是最主要的建设领域，国家给通信建设的经费仅有2亿元人民币。国家当时处在百业待兴阶段，财力并不宽裕，通信产业处在一个有市场、想发展、没资金的境况。这时国家适时提出了初装费政策，从民间集资，大大缓解了资金压力。另外，国家还提出向各国贷款（比如日元贷款），通过积极与国际接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援助和资金支持，这也是通信建设资金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中国第一个上市的是中国电信，后期中国移动等运营企业也纷纷上市，通过上市使企业得到资本市场的建设经费，这对发展通信事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电信企业从完全由国家投资，转变到能够靠自身积累资金持续发展，这些政策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正确和了不起的。比如国家提出加速折旧，能够加快资金的回流，这些政策都是能够推动企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有些政策是国家领导直接提出的，有些政策是当时邮电部的领导决策的，比如初装费政策、上市政策、政企分开都是国家给予的政策，而加速折旧等政策则是邮电部的领导决策的。好多政策在当时看来可能感觉不到意义的重大，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士都深深感受到这些国家政策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尤其吴部长（吴基传）真是功不可没，他总是能在一些关键时刻给我们指出一些正确的方向，给予了我们许多好的政策。
第三，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内的机制改革、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是有关系的。过去企业完全坐等国家计划拨款，从机制上讲，非常不适合现代企业的发展。近些年，包括中国移动在内的许多电信企业，非常重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设，比如成功“走出去”的中兴、华为和许多科研机构都积极建立了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和经营策略。就中国移动来讲，过去是以技术为核心，后来转变为以财务为核心。这个概念的转变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企业，就是要盈利，把企业回归到本质的一面，而不是讲政治。在国际化的探索中，很多企业死掉了，但有些企业能够活下来，这与他们用现代化的管理机制对自己企业内部进行改革（如企业人力资源机制、财务体系、观念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通信业是第三产业，本身以服务为主。在没有进行企业内部改革之前，企业没有形成市场的观念和服务的意识，而改革使企业树立了市场的观念、服务的理念和品牌的意识。技术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这几年的改革，我们不可能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也不可能走到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中。
第四，通信产业作为高技术行业，其快速发展跟我们正确选择先进的技术密不可分。整个通信行业在当时邮电部的带领下，在技术上没有跟着别人一步一步地走，而是做过几次跳跃。比如从步进制跳过纵横制，直接上到程控；由于在模拟方面没有太多的包袱，中国通信业选择直接上到数字化阶段，比美国的步伐要快得多；另外就是大力发展移动通信，而不是在固定通信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再发展移动通信；在移动通信方面我们也正确地选用了GSM技术，这些都来源于邮电部当时正确的决策。中国移动在成立以后，也是很快地用数字化替代模拟化，不墨守成规，及时地采用新的技术。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从来都是积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这使得我国通信产业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和赶超。
以国际化眼光对待TD发展
频率资源将会成为制约移动通信未来发展的最根本因素，因为频率是人类的稀有资源，而所有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都是为了探索更高的频率利用率、更高的带宽。将来频率越来越短缺，由于技术的进步，将可能使广播的频率突显出来，而广播是单边的频率，这就促使它一定是TDD制式而不会是FDD制式，因为FDD采用双边频率。所以从长远来看，应该重视TDD这种制式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一直支持TD-SCDMA成为一种国际标准。一是因为它是TDD制式的，其中有我们很多的知识产权，但是我一直不同意把TDD和FDD对立起来，因为中国标准的成功跟中国走国际标准是密不可分的。中国是ITU的重要成员国，在标准化方面坚持走国际化道路，也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我一直坚持中国在3G方面走国际标准，我们的知识产权应该放到国际标准里面。但是要把TDD和FDD对立起来，把TDD变成一种中国标准，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国际标准的主旨是，各方共存，有你有我也有他。对于运营商来讲，走国际标准路线能够降低成本，扩大规模。另外从移动通信角度来讲，要漫游的国家越多，采用国际化标准程度就越高，这样它的效率和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所以我从来不提倡把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对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