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还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正是抓住了这一轮全球网络用户爆发性增长带来的机会，快速完成首轮国际化扩张。
全球制造业东移与华为西进
逐成本的洼地而居——2001年，当华为大规模西进时，电信业的欧洲中心已经响起挽歌。就像这二十年来，人们把硅谷奉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圣地一样，在它的另一面，人们更早地觉察到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位于中国的深圳、东莞、苏州，已经取代老制造业基地欧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新世纪之后，就算是爱立信、诺基亚等这样的老牌巨人，也在加速他们将生产环节以及各种研发中心分散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步伐，它所遵循的不过是成本定律。
中国已经用了20年时间，顺利完成和扮演了承接全球产业分工、转移的角色。尤其是在IT制造领域，当1988年台湾人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一片荒地上，大手一挥说，这些地都要盖上厂房时，他的命运和深圳的命运从此改变。
富士康此后的强势生长正是中国IT制造能力的一个巨大缩影：移师大陆之前的鸿海还只是一个在台湾地区拥有约1000名员工、生产PC零组件的“小公司”，生产规模及影响力远逊于宏碁(微博)、联电、台积电等新兴IT公司。十多年之后，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1年十大创汇企业，富士康以海外贸易额56.7亿美元的规模，成为当年的出口冠军，并一举超过了此前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外资公司摩托罗拉(微博)。
这一年，富士康的业绩表上显示：全球1/10的台式电脑、几乎1/3的PC零部件都来自于富士康。也就是这一年前后，鸿海超越了台积电以及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创下的台湾最大企业“台塑石化”，成为台湾科技企业的NO.1。它很快取代了美资企业伟创力，成为体量最为庞大、生产线最完整、垂直整合能力最强的全球电子代工业的巨人。
经济学家Lester Thurow指出：“企业的经济地图，是以利润为国界的——它们会找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获利最高的地方出售”——这句话概括了全球化的路径和走向。
2001年，站在WTO的门槛上，全球IT制造业往东的转移已经完成，2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顺应了全球产业分工的大趋势，从零部件的生产到整机制造，及至整体产业链迁移，它为中国IT企业的快速崛起提供了生产和技术跟随的能力。华为，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10多年国内市场能力积累，开始启动西征的脚步。
无独有偶，2001年前后骤然而至的一场全球IT泡沫，给中国企业打开了一扇机会窗：从这一年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还在一路高歌猛进的欧美IT企业大多数陷入了十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业绩衰退，以明星企业北电网络首现亏损作为开端，欧美电信设备厂商无可逆转地走向衰败。
于时，西方运营商正在忍受着煎熬，包括德国电信、法国电信、AT&T在内的运营商业绩萎靡不振，沃达丰、西班牙在亚非拉市场寻找复苏之路——奢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节俭的日子必须过起来。正如颇有预见性的华为总裁任正非若干年前不厌其烦地重复判断一样：信息产业供给严重过剩，从而使信息产业的利润率向传统产业回归，甚至比传统产业还低。
这个聪明的中国公司，这位睿智的中国企业家，他从1987年创业开始，坚守着东方文化的精髓，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同时不忘管理与制度上的“西化”。当西方打开一扇窗，利用经济低迷之机，利用西方厂家无可匹敌的成本攻势和令人吃惊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近乎偏执的奉客户为上帝的坚持，2005年，华为终于通过了沃达丰严苛的审核，进入沃达丰采购“短名单”，从此，这家中国公司在欧洲之旅势如破竹。
修改全球版图：顺着技术演进之路
十年前开始的3G之役，充满了颠覆和魔幻。
几乎是无可抗拒的，2005年的欧洲市场上，另外一家中国公司中兴通讯(微博)也到来了。在这场全球2G向3G的演进路程中，中国公司的崛起，与西方公司的衰败，是这十年来世界电信板块上的两张截然不同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