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颠沛流离的象牙塔岁月
我是上海人，出生在青岛。长大一点准备上学的时候，正遇上日本攻打青岛，于是我从青岛逃出来，辗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读书，并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而后，又赶上南京大屠杀，上海市区被日本人占领，我们成了“亡国奴”。因此，我们必须要转移到内陆地区安全的地方。我父亲当时在国统区的洛阳工作，于是我又去到洛阳。
本以为终于可以一家团圆、安心读书了，可是不久日本人又打到洛阳，高一还没有念完，又辗转去到陕西。所幸日本人没有到陕西，而是从洛阳南下，到新加坡和香港去了。于是我就到陕西避难，一边流浪、一边上学。陕西的学校倒是蛮多，在这里我念了5个中学，后来就从陕西的高中考上了清华，毕业后到了原邮电部工作。
当时和我一起到原邮电部工作的，还有另外刚毕业的10个大学生，其中9个是学电机的，唯独我是学物理，于是派我到当时的长春邮电学院当教员。当时北邮还没成立，邮电系统的最高学府是长邮，一教就是5年。刚到长春搞教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搞教育出身，开始并不懂；但是后来钻进去了，总结了一套教学经验，学生的反应非常好。
1956年时，要召开全国劳模会议，1955年原邮电部领导下到地方了解情况，教育界需要有代表。部里的领导了解了民意之后，把我推出来做了邮电系统的代表，后来我又被选为全国劳模。当时全国邮电系统教育界仅选了两位代表，这下子就出了名了，邮电部成立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前身）的时候，把我挖出来，指名调我到北京来，换两个人到长邮去。当时刚到北邮来，正赶上搞运动，只允许保留通信、外语等课程，而把物理课排除在外。当时微波等无线通信技术还是承认物理的核心地位，但是有线通信就极其排斥物理，比如认为电就是电，电不是物理，这是在当时存在着的不科学的认识。
1956年我来到北邮，一来到就赶上搞运动、抓右派，一直搞到1978年。我1928年出生，来到北邮刚满50岁，一开始没有讲课，而是烧了3年锅炉、当了5年工人。原来是讲师，一到改革开放，我就直升副教授了。
以前教书的时候，出的科研成果并不多，而在1978年到2008年整整三十年间，我们结合通信做了许多基础性课题的研究，我最突出的科研成果是在激光全息技术领域，而且这些成果后来还进行了产业化的成功尝试。
开拓激光全息技术产业化试探
北邮刚成立的时候，原邮电部刚成立不久，部里当时给北邮的意见是：“严重地保守，传统地落后”。当时，北邮定位在“维护为主”，以载波机和自动电话交换机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设置载波专业和自动电话专业，组成有线系；而当时还没有模拟技术，无线系就以天线、微波学科为主。当时北邮的专业设置是按学科来分、按机器来分，学载波的毕业后到企业，学微波的毕业后去“山头”（因为微波机都分布在山里），而学数学的没人要。
我曾经办过应用物理系，但毕业生企业都不要；改成应用科技系，还不要；最后改成电子工程系，才开始接收。学生学的理论都差不多，就是改了个名字。日本的企业接受很多应用物理系的毕业生，因为他们知道应用物理有后劲，尽管刚开始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成果。面对种种困境，当时我们很焦虑，于是就千方百计找出路，后来我就发现了全息摄影技术。当时资金有限，于是我就到社会上找资金，而事实上，我的大部分成果也是在社会上搞出来的。
谈到激光全息技术，实际上还是信息技术，这是以信息技术来支撑的防伪技术。全息是光电技术，借用全息技术可以存储很多信息，可以存几千张几万张照片，外层是感光介质，存进里面的不是画片，而是画片信息。
改革开放以后，我到美国去访问，看到他们有这个激光全息的技术，可是国内没有。当时北邮也有访问学者到国外研究、学习的交流项目，可是我超龄了，于是每碰到国际会议我就会去参加，有时候是自费。在美国掌握了这种技术后，我就想回来做。
在北邮做这一项目的时候，后来原邮电部没有资金支持了，于是我到青岛，和一家公司谈合作，公司提出说要跟我合资，于是我去美国把老板请来，注入42万美元，这个事业马上就做起来了。我们和公司合作，我只提供给他们核心技术，我不当老板，我也不持有股份，因为这一项目中大多是我们共同研究的成果，而且很多研究者是我的学生。其实当时跟我一起搞全息技术研究的专家和教授很多，但是他们都不接受与市场接轨的科研开发，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出了论文也就结束了研究，又换其它课题。但是我就坚持产业化的路线，我脑筋里想的不是钱，而是想怎样把科研成果变成科技生产力。
后来，市场觉得这个技术好，几乎每个证件上贴一个全息标签，全国有那么多证件，马上就带来几百万的利润，这一技术一炮打响，得以在全国迅速应用。再后来，联系我的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因为市场上有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国家技术监督局就抓这个事。开始，他们了解到国内我最早搞这方面的研究，就想让我当首席专家。我当时说，你们是“正规军”，我是“游击队”，我是个教师，我的职责是上课，让我当首席专家不太合适吧？后来他们还是比较看重我的经验，就让我来牵头做这个事情。
回首三十年来，以下几点给了我最大的感触。
第一，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研究得到全面的提倡和鼓励，而不再受“左”的思想束缚。科学大会的召开，使全社会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全新的定位和思考。通信事业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改革开放政策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第二，过去强调保密，强调发展有线通信，但是现在无线通信得到了飞速发展。过去北邮就有无线系，但是无线系的毕业生分配不到邮电企业去，因为它们不搞无线，无线通信保密性不高，而是去了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广播电视单位。如今，无线通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通信网络实现了全世界自由联接，通信服务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通信资费也降低了许多，这在以前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发展毕生投身教育事业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的学习，我有这样一个建议。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非常注重专业英语的学习，这使我可以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很好地与人交流。初中在上海法租界的教会学校学习时，平面几何、解析几何都是英语教学，到了大学，清华的教材全部是英语，学的都是专业英语，语言方面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这种英语学习的理念不像我们现在的学校设置，从小学开始，到中学、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期间都要学各种英语。我们那时候专注于对专业英语的学习、专业英语资料的阅读和写作，这样就为以后做研究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这种英语教育从开始即着眼于今后各种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个思路可以使我们培养国际视野，追踪先进的国际前沿科技，这种教育模式还是值得我们教育界好好学习和着力加强的。一个人在大学的时间非常有限，应该抓紧时间去学习有价值的知识，这对今后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贡献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接触不到本科生，很痛苦，因为都不知道现在时代发展如何了，年轻人在关注什么。所以我在2000年～2004年给本科生讲了4年课，对年轻人关注的问题和现在的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我还是建议资深教授和院士走出实验室，多给本科生讲讲课，这也对自己非常有帮助。
我现在80岁了，我也有我的榜样——北京邮电大学的老教授叶培大老先生，他讲到88岁，我想我争取也能赶上他，甚至超过他。其实我们在以前有过一段非常默契的合作，他当北邮的院长，我做院长助理；他做国际会议的主席，我做秘书长，做一些组织和程序设计的工作。叶老现在已桃李满天下，他的课讲得很好，备课认真、讲课生动、没有废话，连一些不懂技术的人听他讲课都连连称好。我记得他在给一些并不涉足技术研究的领导干部做技术培训时，他们都听得如痴如醉。所以，叶老是我的榜样，有榜样在就有目标，我现在还可以全身心投入教学。
我现在眼不花、耳不聋，感觉还有精力和能力继续做好教育工作，给本科生讲课、带研究生和博士生，也参与校学术委员会的一些学科建设、科研评估等活动。另外，作为北邮世纪学院的名誉院长，我也会适时和同学们做一些深入的专业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