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关于实行手机实名制的法规还没有出台，但手机实名制的提前启动已是不可避免。继重庆推行手机实名制后，近日据媒体报道，北京移动今年内将推行神州行实名制，和全球通一样规范化管理。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前来，也许用户在购买“神州行”、“大众卡”一类的预付费手机卡号时必须凭身份证，老用户则可能需要凭身份证到相关电信部门重新办理用户登记。不过在全面的手机实名制尚未正式启动之时，笔者强烈建议有关部门认真考虑一下实施的成本问题。

    对于运营商来说，实行手机实名制后，不仅入网手续将变得异常繁杂并影响到用户服务质量，而且实名登记也将占用大量系统资源，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经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内的5亿多手机用户中的大部分都是预付费用户，推行手机实名制时将会有数亿手机用户不得不重新登记真实身份，运营商必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完成这一任务，显然这将是一个长期而浩大的工程。更何况实名制不只是给企业增加经营成本，还会减少企业的销售业绩。目前手机卡代销点遍地开花，而推行实名制后，运营商除了自己进行实名登记外，还要对代理商进行资格审查以确定其具备有实名登记的能力，这将大大减少手机卡的销售渠道。同时，因为新增用户入网手续的增加，一定时期内肯定会影响到新增手机用户数量，从而降低运营商的收入。

    然而，推行手机实名制，除了大大增加了运营商的经营成本外，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巨大的公众成本。想想看，有了手机实名制，以后当用户购买一张新手机卡时，势必不得不去指定地点进行登记，这其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将比以前增加多少倍？而自己的手机丢失后，一旦有人用这个号码行骗，那么用户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将付出多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数亿用户的这种额外支出的累积，形成的公众成本的肯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实名制还给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我国在《民法通则》的“人身权”中只规定了对个人人身健康权、名誉权等权利的保护，缺少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条款，也没有关于隐私保护的专门法律条款。那么，如果运营商或者是代理商将收集到的个人拿到市场上牟取私利，用户又能怎么办？

    近年来国内的公共管理中越来越呈现出实名制依赖症，譬如为治理短信诈骗而要求手机实名制，为治青少年网瘾采取网络游戏实名制，为打击“票贩子”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等等，似乎推行实名制后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检察日报》对此刊文指出，实名制实际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公共管理技术和思维，因为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实名制根本不能单独起作用，它的实施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的配套。此外，实名制的实施本身需要很大的监督成本，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越来越摒弃这种管理手段，而把精力放在建立一个完善个人信息体系。所以，笔者希望有关部门在正式推行手机实名制之前，对实行手机实名制所需要的巨大成本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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