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大唐不但是公认的TD-SCDMA许多核心专利的持有者(尽管具体比例还没有最终说法)，在整个TD-SCDMA产业联盟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作为一家设备商，它从网络设备到终端，每一个环节都已布好局。比如，在网络设备方面和阿尔卡特建立了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在终端设备方面，也已经成为最大的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这个产业几乎所有主要的芯片提供商，都与它有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张代君所属的天碁科技(T3G)，最早就是它和飞利浦从联合实验室开始的，只是到了后来，三星和摩托罗拉才加入进来；而展讯、重邮、ADI等也都得到它这样那样的支持。
大唐这一地位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而它的诞生是一批技术理想主义者同一个国家的技术战略需求紧密结合的产物。
1994年，两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找到任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李世鹤，说准备开发一项超越美国高通CDMA的新技术。接着他们就闭门长谈了三天。之后，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也加入到支持者的队伍中来。
碰巧，此时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中国正雄心勃勃地提升科技竞争力，而通信(特别是移动通信)一直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问题，而常常是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但在第一代(1G)和第二代移动通信(2G)中，中国主要购买国外设备商的产品，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兴、华为等国产通信设备商的崛起，中国希望能够在3G时代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通过标准的制定来占据产业的制高点。
于是，TD-SCDMA作为一项标准应运而生，而有着特殊背景的大唐，就成为这一计划最合适不过的执行者，周寰和李世鹤也成为它的灵魂人物，前者一直担任董事长到去年，而后者则一直作为技术灵魂一直被尊称为“TD-SCDMA之父”。
有这样的梦想和时势是一回事，而将其转变为现实又是一回事。对他们而言，只要TD-SCDMA最终成功商用，规模做到足够大，大唐的核心地位就有保证，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切就成为有进无出的失败投资。
但对这家脱胎于研究院的国有企业而言，挑战还很多：一方面，要被国际电信联盟接受为国际标准，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有这方面的打算(后来国际电信联盟一共接到了10个提案，而最终只有三个被接受)；另一方面，即便被接受为标准，要让其成功商业化，也非易事，因为通信标准属于市场标准，必须依靠竞争力取胜，而不是国家规定。在中国，“一流的企业做标准”深入人心，但迄今在主流的产业中，中国标准仍然鲜有作为，一些曾经雄心勃勃的标准，至今仍然在艰难前行中。
但它的背景也让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完全按照一般的公司去以纯粹的金钱考虑投入产出，很大程度上，它是在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战略部副总经理汤文侃谈到这一点时，认为“对大唐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看清了方向，要提前做研发。大唐在看好一个产业，但是在外部环境还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要顶住各种压力投入研发，这真正要有一种民族责任感的，如果纯粹去简单地逐利，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这为它赢得了在一个新的标准形成过程中最宝贵的力量后盾：政府的支持(既包括道义的和资金层面的，也包括市场层面的——中国几大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而它们的态度是关键)。实际上，随着这个标准后来为国际电信联盟接受，TD-SCDMA也就不再仅仅是大唐一家的事情，而事关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和形象的事情。
在之后的每一步中，大唐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按不完全统计，迄今大唐用于TD-SCDMA研发的不少于40亿元，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TD-SCDMA最终被接受为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努力的结果。包括一些参与者，据说也是在信息产业部的协调下成立或参与的，比如凯明、诺基亚、LG等。后来，TD-SCDMA产业联盟内部在技术方向上发生分歧后，也是由政府组织专家出面协调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