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MIT做的十大突破技术评选，跟商业这块有相似的地方，有时候又完全没什么关系，它注重的是基础研究。

前面很多嘉宾都提到了，中国对基础研究是不大重视的，无论是VC也好、网红也好，还是创业者也好，鼓吹的都是发财致富，这些东西都是用钱来衡量的，所以这块是没办法直接来衡量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作为企业家来讲，我始终想的是，今天有十大技术、明天有十大技术，一会儿讲摩尔定律又有了、摩尔定律又失效了，其实这里面讲了一个什么问题？讲到我们的人生是个线性的成长，思维也是线性成长，但技术实际上是指数型成长。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实际我对未来非常非常乐观，为什么呢？技术的发展是超过我们想象的，而且方便性、便捷性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作为企业家，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睡大觉了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想的最多问题是，首先竞争对手不是来自你的同行，第二你原来想的传统线性思维，可能都不需要工作，线性思维和指数型思维成长最大的区别是，比如人走路，如果走30步，每一步走1米的话就是走30米，这就是线性思维，我们的人生也大概是线性思维，比如你每10年是个阶段，25岁前求学，25-60岁不断的工作，70岁不断的养老、退休，这是典型线性思维的方式。

但现在技术的发展，完全是指数型发展的趋势，完全不是线性思维的方式。举个简单例子，如果30步，第一步走1米，第二步走2米，第三步走4米，如果指数型成长的话，那这30部下来可能走10万亿米，大概地球绕了两圈半，意思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想，作为企业家，时刻要想着，这些先进的技术、这些超乎想象的技术，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商业技术很好，像手机技术很好啊，十年前买个手机，或者二十年前买个手机，可能几万块钱，一个大砖头，现在手机多少钱？非常便宜。

所以我想，每个做企业的人，我没有办法预测到未来，我参加这个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是这个东西能改变我什么，而是说，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这些失败。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要跟得上这个潮流的变化，我想这可能对我们企业家来讲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陈序）：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全球，尤其在中美之间同步发布全球十大突破技术。所以，我特别想问四位嘉宾的一个问题是，在中美之间我们现在看到在技术创新上、科学创新上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你们觉得，中国需要做哪些事情，可以更快的赶上美国，甚至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

石岚：其实我想到的是中国的教育要改变，因为在美国好多人去做发明创造的时候真不是为了赚钱，他觉得那事儿特别有意思，他想创造的东西就是他自己特别特别热爱的，又能改变世界的东西。

第二，美国人想的就是改变世界，要创造一个什么影响全球的事情。所以，跟皮特交流的时候，他每做一个项目，招人进来第一条要求就是，你想做的事儿一定是改变全世界的，不能只光想你那一亩三分地。

这在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中，这样的孩子是教育部出来的，非但教育部出来，而且会把这样的孩子扼杀掉。所以，我觉得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教育。如果我们没办法改变公办教育的大环境的话，在座肯定有很多家长，那你们要创造这样的小环境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曹虎：我觉得，在全球新的经济格局下，实际上世界上主要是中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没有太多的角色。在中美之间一个重新的分工。我觉得，在全球分工新格局当中，中美分别有自己不同的角色，我觉得中国扮演的新角色是什么呢？比较重要的是在于用高端需求，特别是用新兴技术、新的应用、新的模式的高端需求，来带动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所以，中国实际上是需求引领。

另外，中国在法律法规管制方面，因为体制的独特性质会有领先性，特别是在比如无人驾驶汽车领域，会有一些领先性。

反过来我们看，美国一直都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在一些非常高的基于科学发现的产业当中非常领先。

但是我们发现，美国在基于工程方面，特别是在基于一些物理性的东西方面，美国的产业链在不断缺失。今天我们的十大技术，但十大技术要做成产品，美国的产业链可能无法支撑到你，比如前几届凭借的光学材料、量子点，这些项目的原创技术在美国，但你会发现谁帮你做，你的制成在哪里，你的工艺设备在哪里，你的有经验的工程师在哪里，你的终端客户在哪里？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已经在亚洲、在中国了。

所以，在这样的分工下，我觉得中美之间，美国更多是在基础研究、科学发现和一部分的全产业链上，中国是在工艺、生产能力、高端需求、快速应用方面，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会互相反哺。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最优先的算法、基础设施在美国，但大量的成熟应用和反馈是在中国。所以，中美之间是紧密的再分工的过程。

主持人（陈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觉得曹先生应该跟川普聊一下关于技术分工再平衡的问题。

曹虎：我跟川普两年前沟通过。

杨霞清：我觉得，所谓的中美鸿沟，原来大家都是跑到美国去拷贝模式也好、技术也好，其实现在在技术上，中国跟美国确实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投资人跑到硅谷去找项目，看到很多人想到Google、Facebook，把美国的人才忽悠回来，呼唤回来创业。

所以，这个鸿沟我觉得是长期存在的，一会儿半会儿还真是弥补不了。刚才曹总说到分工问题，可能是现阶段比较现实解决这个鸿沟的方法和方案。

但我觉得，如果要去慢慢的弥补两边的鸿沟，肯定还是人才问题，有没有高科技的人才，有没有对基础研究的氛围和土壤，这是最核心的。

所以，从长期来讲首先是人才上要有教育的土壤和更多社会的土壤，培养更多的人才。

第二，从社会的文化和氛围上来讲，需要有更多对科学的尊重和对科技人才的尊重，让科技人才能像明星一样，或者能像原来的商人一样，得到足够的尊敬，或者获得足够高的收入。

主持人（陈序）：至少是百万英镑以上。

杨霞清：对。真正不是一个清贫的行业，是一个能够很受尊重，又很富有的行业，我觉得这点需要整个社会文化上，要让这批人能够成为主流、高收入的人才，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主持人（陈序）：谢谢！我们谈到了教育，谈到了再分工，谈到了文化，瞿先生如何认为？

瞿嘉东：其实不仅是美国，像以色列、德国和日本，他们大部分都是科技主导型的，就是他发明了一个很好的技术，这是一种创新的模式。

但中国的创新模式，大部分是跟市场有关的，看中国无论是微信，还有阿里巴巴的淘宝平台，还有滴滴打车这一类的，基本上是取决于市场的规模，所以是围绕这个方向创新的。

所以，基本上的纵轴是科技型创新，横轴是市场型驱动的创新。

设想，如果在这两个纬度里面晃来晃去，在中美跑来跑去的时候，如果找中间的一条路线，也就是说怎么把国外好的技术，可能是好的IP，跟中国的市场结合起来，如果这两个结合起来可能会对中国和对全球，就是你帮他找到了市场，同时也找到了比较好的技术。这种很好的结合，我觉得成功的机率比较大。

石岚：我补充一点，曹总跟嘉东讲的，刚好是云享客跟宽路资本在推的全球联合创新。

其实，有一次我们主持清华大学钱颖一院长跟彼德比尔的对话，彼德比尔在讲中国是从0到1没有的，钱老实说我们是从1到100，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和中国巨大的市场，其实上面有各直属，从1到100的力量可能是超过了从0到1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