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运营商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通信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电信技术》：说到农村通信，就涉及到政策性服务的问题，其实前几年也开展过运营商去农村包干的事情，那么对于农村通信，目前运营商的立足点是什么？
邬贺铨：据我了解，固网运营商收入增长的幅度已经比较低了，运营商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通信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农村通信服务好像是一种义务，并不是从自身的需求出发，而将来可能更多地是从自身的需求上挖掘，当然这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了。像美国，有人建议美国的网络宽带化，其中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是联邦政府出资1/3，州政府出资1/3，运营商出资1/3，而不是单纯地依靠运营商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日本政府有NTTdocomo约34%的股权，日本政府要求NTTdocomo无论盈利与否都要部署FTTH通信服务，日本政府承担了NTT docomo推动宽带到农村成本的1/3。
中央很关注三农问题，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补贴等。目前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让农民了解市场，掌握一门技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在这些方面，新型的通信手段是一种实施比较快、成本比较低的途径。
《电信技术》：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运营商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选择怎样的切入点，才能比较容易地参与进去？
邬贺铨：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本身的普及性、改进性和创新性适用于所有的行业，当然对农业来说也不例外，而且农村面大面广，比较分散，信息的获取能力相对较低，通过信息化，能够帮助农村更快地或者因地制宜地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业信息化对于运营商来说，既是使命，也是市场行为，是培育通信业务的一个增长点。
所有的行业都有一个市场培育过程，通信行业也不例外
《电信技术》：很多人认为，通信行业是一个快速发展、高利润的行业，因此认为通信行业是不是不像其他行业那样需要培育市场？
邬贺铨：过去一段时间，通信行业是滞后的，只要投入了马上能赚钱，因此觉得市场不需要培育，而实际上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培育的过程，并不是说只要某个产品一出现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与此产品对应的市场。比如短信是利用信令信道传输的，按道理第一代移动通信都可以承载，但为什么没有呢？那时手机没短信功能；第二代GSM刚出现的时候，短信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这是因为有能力不等于就有业务了，需要引导，另外需要合适的商业模式和资费政策，而且要到一定的普及面才行。
《电信技术》：实际上，有很多业务需要市场培育的过程，但是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什么样的业务或需求需要政府起主导作用，什么样的业务和需求是运营商作为企业来起主导作用，划分和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邬贺铨：市场本身有面向大客户的，也有面向老百姓的，从大的方面来看，过去电话在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都是面向政府的、面向企业的，没有面向个人的，而现在基本上是面向个人的，所以这会发生一种变化。从互联网商用以来，一开始是面向社会、面向个人的，但是随后也转向企业、政府等。就业务本身来说，面向消费者和面向政府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区别并不是最主要的。网络的建设和部署可能需要政府来驱动，但业务本身应该主要还是由运营商驱动。
在通信业大变革时期，政府应起到关键作用
《电信技术》：网络的建设和部署由政府来驱动，那么怎么判断哪个阶段需要政府去驱动，或者说从多深的程度去驱动它？
邬贺铨：从经济角度看，如果某个投入在短期内不能获得回报，不能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这个时候就需要政策或者政府的支持。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电话发展初期，政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政府的“倒一九”政策使得运营商很快有了原始资本，而且政府允许运营商收取电话初装费。现在再来收电话初装费，那肯定是倒退，但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必然的、很积极的措施。目前，网络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宽带化阶段，这个阶段跟初期装电话有些类似的情况，政府可以投资或者出台政策来鼓励宽带网络建设。比如说，现在我们对支农产品都实行低税收，还有补贴，农村的网络建设能不能算支农产品呢？能不能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呢？
《电信技术》：从这几十年的发展来看，在通信产业大变革的过程中，您觉得政府的角色是不是也在不停地调整，在各个时期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邬贺铨：最初的时候，对电信业来讲，企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企业。那个时侯，电信的建设也都是由政府投资，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倒一九”政策，允许收取初装费？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政府也没有那么多钱，反正从电信企业那里收取的利润也没多少，那就干脆少收点，按照“倒一九”政策，收取10%，把90%留给企业，这样企业就放活了。另外，允许运营商收初装费，从实质上来看那就是老百姓投资建设网络。那个时候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而采取一些这样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到后来当运营商有了足够的资金积累，能够自身发展了，就不用“倒一九”政策了，也不用收取初装费了。政府根据市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激励方式，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发展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即政府主导发展的方向，主导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电信技术》：您是说政府主导，但是市场上具体的一些行为还是企业去实施，是这样的吗？
邬贺铨：在很多方面，政府要全面考虑，要考虑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比如说电信资费，按道理说运营商可以随便定，政府为什么还要说不许价格战，还要限制最高价格，那么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政府既是运营商的股东，最大的投资者，也代表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他要平衡两个方面。当然了政府还要兼顾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的发展，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统筹平衡所有相关方面。
《电信技术》：您刚才说，政府在通信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很关键的作用，200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它的成立会对通信业的发展有哪些促进作用？
邬贺铨：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很主要的愿望是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当然融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马上就能办到。过去信息产业部是单管通信运营业和制造业，现在合并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什么方式管，应该说需要更多地站在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来引导方向性的东西，而不能采用过去的管理模式了，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运营业和制造业应联合起来，才能加速发展，降低风险
《电信技术》：这几年，国内的运营业比如中国移动在全球已经很强了，电信制造业比如华为等也很强了，从全球范围来看，您认为国内的运营业、制造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邬贺铨：我们通常喜欢用世界“500强”来定义，但是实际上我们翻译上有些误区，你看《财富》杂志评的“500强”，充其量应该叫“500大”，它是根据营业收入来排名的。细看《财富》“500强”的那些数据表，里面有营业收入、利润，从这两点看中国移动是不错的，在全球的运营商里面可以排在前几名。但是还有一栏是人均劳动生产率，以此来衡量，中国移动在“500强”的电信运营商中的排名就比较靠后了。我认为能进入世界“500强”当然是很不错，但是中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有人说这些企业是靠掌握一种资源，不完全是靠自身努力和拼搏。当然我这里没有否认中国移动领导层的工作和广大员工的努力，但是我认为，我们还不能说完全是靠我们的拼搏，因为目前运营的市场上，国内的互相竞争可能多一点，国际竞争较少，我们几乎没有竞争到人家那里去，人家也基本没有竞争过来，只要在政府的划分范围里面干好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为我们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肯定取得的成绩，但另一方面要看到我们离世界上真正最强的运营商还有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