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00万元已经是大单子了，现在城市的智慧交通招标，一单就到数亿元。市场太大了。”上述业内人士说。

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主任张新红分析，附加在“智慧城市”概念上的，是带动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他称，当前，“‘智慧城市’国内比国外热，政府比企业热，媒体比市场热，股市比投资热，包装比创新热”，但各方“期待各异，内中自有蹊跷”。

难治城市病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智慧城市”能否解决中国城市病?张新红担心，高度雷同的规划、层出不穷的城市发展问题维，很可能导致中国的“智慧城市”不“智慧”。

2013年，张新红所在的国家信息化中心信息研究院曾对全国31个地区的城市信息化水平进行定量测评，并发布信息测评指数。结果发现，虽然每个城市的发展阶段、问题各有不同，但提出的“智慧城市”规划高度雷同。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认为，国内过去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数量的增加，这遗留下很多问题。随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进入后半程，城市病逐步暴露。但是现有的城市存量不可回避，推倒重建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城市发展出现的许多问题，‘智慧’方案根本无法解决。”袁崇法说。以北京交通拥堵为例，过去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导致城市功能分区过度专业化，医院、学校、商业区高度分化，但每个人的需求是综合性的，这必然导致极高的交通成本，拥堵难以避免。

“过去，我们曾希望‘智慧城市’能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但随着推进，却发现旧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增加了。”张新红说。在“智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新的重复建设仍在继续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分析依旧互不连通。

袁崇法强调，如果规划不“智慧”，靠“智慧化手段”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对于正在发展、扩张的二三线城市，应在规划、建设源头上思考。对于已建成的城市，“智慧手段”只能做到提高管理效率，难以做到标本兼治。

“在一个比较愚蠢的规划基础上，‘智慧城市’建设只能体现在一点一滴上。”袁崇法说。

上海驰库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陈全表示，“智慧城市”离不开信息和数据，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能开放到什么水平，将直接影响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浙江省宁波市为采集数据，公安系统在城市各角落安了2万多摄像探头，随后，城管局打造网格式城市管理系统，又重新申请20多亿元预算，希望再装2万个摄像探头。为化解此问题，宁波只好将公安局分管监控的领导调至城管局当局长，省下了20亿元预算。

据报道，在2014年1月11日的演讲中，仇保兴副部长指出，“‘智慧城市’建设还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是信息共享。”仇保兴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城市花数十亿元建设“智慧交通系统”，可是最后所有的信息却汇集到公安局领导的办公室里，“这个领导忙得没时间看，所有在路上跑的车子却看不到信息，这个系统不是‘白搭’吗?”

回归“智慧”

没必要过于看重“智慧城市”概念，而应按自己的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

专家的共同看法是，“智慧城市”建设有其长处，中国应吸收，但没必要过于看重概念，应按现实和节奏，最终让城市“智慧”起来。谈论“智慧城市”，不能绕开网络，也避免不了谈论大数据等技术。然而，也有专家提醒，应警惕技术中心主义和唯工具论的陷阱。

住建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曾公开指出，2009年到2013年，在各部委将“智慧城市”工作定位在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范畴的政策导向下，技术驱动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主流模式。北大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威称：“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处于摸索阶段。每个城市的目标、实现方式等暂无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