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相关部门发布了2013年中国手机行业发展报告。其中一项省市手机产量数据耐人寻味。该报告称，2013年中国共生产15.3亿台手机，其中，广东以8.1亿台的产量排名第一，其次是北京的1.8亿台，而曾经是中国电子产业大本营的上海，则仅仅生产了0.4亿台。再看品牌，广东尤其是深圳，拥有中兴、华为、酷派等20多家知名手机企业，北京则拥有国内目前风头最劲的小米和联想。唯独上海，只有依靠C2B定制手机模式声名鹊起的青橙手机。深圳北京手机品牌扎堆的热闹，与上海青橙独舞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

耐人寻味的是，被誉为手机大脑、也是手机元件中价格最昂贵的手机芯片，在上海却形成了完整产业链，不仅有刚刚从联发科挖走芯片领军人物的知名芯片企业展讯，更有上海华力、中微半导体、格科微、艾为等一大波围绕手机芯片做各类研发的知名企业。此外，在手机设计领域，全国近500家手机设计公司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企业均落户上海，张江更被称为中国山寨手机设计集聚地。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上海不缺手机技术、手机人才甚至手机资金，但却独缺手机品牌的奇怪现象呢？

手机豪门扎堆背后：北京靠“网”深圳靠“仿”

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和深圳的手机豪门为何这么多？

北京作为拥有强大政治、金融以及媒介资源的全国中心，对手机企业和从业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尤其北京具备全国最发达的互联网文化和最扎堆的互联网企业，对日益依靠互联网生存的新一代手机企业，靠近互联网中心，才能靠近用户，已经成为铁律。众所周知，小米手机与其说是一家手机企业，其实不如说是一家互联网营销和策划企业。而这样的企业的诞生和壮大，与北京浓厚的科技和创业氛围不可分割。日前，全国首个大规模集聚所有创业要素的特色街区“中关村创业大街”在北京正式开启。该街区以“一条街”的形式融汇了包括资金、创业团队、技术和项目交流等各种创新要素，该大街目前吸引了十多家TMT企业的蜂拥入驻。由此可见，正是无数个“北京硅谷”的出现，为北京手机产业的壮大提供养料。

此外，北京的科研机构为手机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智库资源。在智能机大行其道的今天，手机企业只有通过更贴近用户需求的设计和研发才能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而高端研发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更是其灵魂所在。北京的众多高校和研发机构，可以为市场和企业提供足够多的高素质人才，这也为大量手机品牌选择北京提供了立足的根本。

与北京相比，深圳手机行业的强大来自于其制造能力。曾几何时，“华强北”这个标签成为中国手机制造业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手机企业的代名词。可以说，深圳手机的实力，来自于其“曾经的山寨之都”的地位。

后来要居上上海手机品牌须找“颠覆”地带

虽然北京和深圳分部拥有互联网营销和代工优势，但上海手机并非没有借助4G时代和网络销售C2B时代的到来而实现超车的机遇。

上海一直拥有高品质的制造能力和品牌塑造能力，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的轻重工业均涌现出一大批名牌产品。从大白兔奶糖到永久自行车，从蝴蝶缝纫机到上海牌手表，上海制造曾经是高质量、时髦产品的代名词。在2000年以来的互联网时代，也出现了盛大、携程等一批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在手机行业，上海虽然只有青橙一支独苗，但是也擎起了上海手机“阿拉制造”的大旗。

笔者观察到，作为中国手机行业的创新品牌，青橙手机在创立和发展伊始，就独辟蓝海，既学习了小米手机的互联网营销模式，又更在其“预约销售”和“饥饿营销”的老套路上超越一步，打造了业内第一个专注个性化定制的手机品牌，也是全球第一家将手机制造大权转移给用户、实现了C2B模式的手机企业。青橙CEO王迅表示，青橙将手机进行模块化处理，由顾客个性化配置手机，CPU、摄像头、内存都成为了可供挑选的产品，并最终由厂家实现专业装配，成为体现用户个性的DIY手机，这也开启了手机消费模式的新局面。“我们希望一种商业模式能够符合互联网的核心精神，我理解的互联网的核心精神就是充分发挥每一个用户的个性。”王迅的商业逻辑是，依靠卖标准化产品难以建立品牌，并容易陷入价格战。在王迅看来，以批量生产为特征的流水线产品在互联网时代应当终结，个性化定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业内人士表示，上海手机企业如果想实现弯道超车，就必须在手机的营销和商业模式塑造上另辟蹊径。目前，青橙已经在C2B模式之外，又推出了适应当前网络购物潮流的O2O模式。这一模式让青橙不仅仅是一家网络销售手机的企业，而是打通了线上线下两个销售体系。在一站式的青橙体验店，用户可以深度体验手机定制所有环节，从而极大推升了青橙定制手机的在线销量和影响力。

在青橙的带领下，上海目前涌现了一批类似小虫手机、斐讯手机等新兴手机力量，前者在营销上主攻全国不计其数的小卖部销售终端，实现蚂蚁搬家式的销售革命，后者则主打“内容平台”，打造手机中的kindle。总之，只有靠营销模式的“颠覆式”创新，上海手机力量才有可能后发先至。